2019-07-29 | 박현욱 기자

[朝鲜半岛24小时] 反日已无法再引领自由韩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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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日本政府的出口管制,韩国国内反弹强烈。抵制运动等“No Japan”行动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形式日益多样,有时也趋于激烈。按日方说法,目前仅是撤销优惠待遇,因此把出口管制称为贸易制裁或许有些过度或失真。但对于把此举理解为日方意图在经济层面上一较高下并试图应对的韩国而言,明确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出口管制措施、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展现一致立场的自发抵制运动,绝不算过分或陌生。

然而,对于政府、执政党及公共机构意图助推市民这种自发行动的反日运动,笔者难以认同,并且无法摆脱其时代错位之感。最重要的是,正如部分市民团体擅自闯入日本总领事馆等无知而幼稚的举动所显示的,令人担忧事态本质会被企图利用这一局势的势力扭曲和损害,韩国市民的水准也可能因此被贬低;而政府和公共机构除了应努力防止此类不幸事件发生之外,还另有应当准备和推进的事情。这也意味着,正如三一运动的先辈在传达韩国意志时以文明国家的自豪坚守非暴力精神那样,我们不应疏于维护法律与礼节。

众所周知,日本的出口管制是针对我国政府在执行与征用劳工问题相关的韩国韩国大法院判决过程中所采取措施的报复性举措。因此,我国政府首先应做的,是向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等国际社会乃至对象国日本说明并寻求理解:韩国韩国大法院的判决以及政府随之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正当的,因而日本的出口管制这类报复措施是不当的。

如前所述,在日本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中,出口管制才刚刚开始,日方表示将密切关注韩国的应对,这意味着现在还不是政府提前走到前台挑起争斗的阶段。当下应当做的是,不损害国民自发参与抵制运动所体现的抗日精神,并将其视为坚实的后援,在国内外有理有据地宣传政府所提措施的正当性。

此外,还应关注并应对这样一点:日本提出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征用劳工问题,而是源于更为复合的层面。日本的出口管制固然是与征用劳工问题相关的报复措施,但其背后,正如指责韩国不守国际承诺、把韩国排除在价值共享国之外的日本持续攻势所显示的,存在着在慰安妇问题、征用劳工问题等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提出的韩国信誉问题,或者对韩日关系特殊性的根本性质疑。

因此,认为以出口管制开始的日本报复措施会因参议院选举结束而缓和,或者通过抵制日货等就能打开解决之路,只是天真而片面的想法。特别是,如果认为1965年基本条约不合适,就不应以反日运动回避这一问题,而应站在为真正的伙伴关系而重构韩日关系的长期视角上,审慎谋划将损失最小化、并把它变成新发展机遇的对内对外姿态。

如今世界正剧烈动荡。以冷战瓦解为起点的全球化潮流,正如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出现或英国脱欧所体现的本国优先主义,以及中国的崛起等,暴露出局限而趋于停滞;美国的页岩气开发改变了中东政策,加剧了该地区的不稳定性。在东北亚,朝鲜的核开发最终带来三次美朝首脑会谈,对缓和冷战式紧张感有所贡献,但正如近期中国和俄罗斯擅自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并侵犯领空所显示的,与化解区域内不稳定相比,更像是在引发不稳定。

新秩序会是何种面貌、何时才能稳定成形尚不可知,但眼下明确的是,世界正朝那个方向前进。在这种国际形势转变之中,日本向韩国提出信誉问题,也是在询问韩国是否有意愿共同渡过艰难局势。在此背景下,如果政府依旧陈旧地把日本仅局限于过去的帝国主义形象而推行反日运动,韩国所追求的方向就可能被误读为与日本背道而驰。

这与当年因日本完成明治维新后所送国书中写有“皇上”一词,便不去细究其内容而拒绝接收、从而招致反弹的愚行颇为相似。为不重复这样的历史,现政府应做的是深思日本所提出的方向并自我反省,即便自认为正确,也不要把对方逼入死角。

反日在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对于追赶日本的水平曾是有效的,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科技发展也在加倍放大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的世界形势变化中,已不适合用来培育自由大韩的梦想。正如在朝鲜半岛和平与繁荣的层面上包容朝鲜和中国那样,我们需要以不是反日而是协日的姿态迎接历史转折期,怀抱守护并发展自由大韩的决心与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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