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政客会煽动国民的愤怒,并将其用于权力斗争。对犹太人的反感曾在整个欧洲蔓延。少数成功犹太人的政经勾结和部分知识分子的煽动造就了这种反感。事实关系并不重要。大众的愤怒助长了给法国军队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这样无罪的犹太人扣上莫须有罪名、并放任荒谬审判进行的局面。对犹太人的愤怒也被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利用。打着民族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ZI)犯下了屠杀犹太人这一无法洗清的罪行。即便因分裂与冲突导致经济崩溃,为确保支持势力、维持权力,愤怒的政治至今仍在继续。
写下《为什么要愤怒》一书的人主张,应当向造成不平等的势力发怒并提出要求。以无法理解的统计解读和诡辩煽动国民的人一旦掌权,经济必然崩溃。
收入主导增长政策曾是愤怒政治的工具。他们以企业收入增长快于家庭收入这种任意主张煽动国民。上调了最低工资,支出了数十万亿韩元的就业资金。增加的岗位是低收入岗位和短期岗位。不仅就业状况恶化,收入分配也随之恶化。部分媒体大篇幅报道称,在收入主导增长政策之下,2018年劳动收入分配率创下历史最大幅度增长。劳动收入分配率上升是企业收入减少2.0%所导致的现象,与政策的成功相去甚远。而且2018年劳动者的雇员报酬增长率低于朴槿惠政府时期的数值。收入主导增长政策不过是让劳动者和企业共同受损的政策。至今仍对小工商业者的痛苦视而不见、高喊收入主导增长政策,究竟是为了什么。
大众对财阀的愤怒是政客们的固定菜单。Korean Air Lines事件展现了经营者因政治而被牺牲的一面。“水杯事件”以无嫌疑处理告终,股价上涨。韩国国民年金介入的是经营出色的经营者的经营权,而不是连债务都还不上的经营者。若政权把支持率看得比人权和财产权更重要,那就是大问题。
当局对Samsung Biologics的处理令人难以理解。Samsung Biologics依据会计准则将Bioepis从子公司变更为关联公司并进行了会计处理。若将此称为财务造假,那么依据原则主义的会计处理标准在韩国将再无法使用。这只能被看作司法当局在虚构的框架中操弄企业和产业的发展。被不当管控的企业出现营业亏损,国民则承受痛苦。在司法交易审判庭上回响的“在舆论的十字火力之下什么都无法说,一路走到这里”这句法官出身被告人的呼喊,似乎也在与财阀相关的审判庭上回响。
反日情绪也被用于愤怒的政治。1965年6月22日,尽管遭到诸多反对,《韩日基本条约》仍被签署。这为克服作为战败国殖民地的困境、在韩美同盟基础上与日本开启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关系创造了契机。韩国以与美国和日本的通商合作为基础,成长为全球贸易强国。这是应当受到尊重的条约,但它无法规范韩国人的情感。
如果日本将韩国从白色国家名单中排除,韩国产业必然陷入困境。文在寅政府在谈解决方案之前,先抛出了唤起反日情绪的说法。“竹枪歌”或“十二艘船”在当下并非合适的词汇。媒体在报道抵制运动时也在主导感性讨论。甚至出现了“总选举就是韩日之战”的主张。国内情绪化的反日运动在多大程度上能有助于解决国际争端令人怀疑。日本不卖、韩国不买,经济活动就会停滞。
愤怒的政治会导致选择不合理的政策,助长冲突而非解决问题。基于愤怒的政策会使韩国经济在国际社会中孤立,只会让民生崩溃。希望政府摆脱政治诱惑,推出有效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