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28 | 박현욱 기자

[朝鲜半岛24小时] 反日已无法再引领自由韩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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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内对日本政府出口管制的反弹情绪高涨。对抵制运动等“No Japan”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形式多样,有时也变得激烈。据日方说法,目前仅是撤回优待措施,因此把出口管制称为贸易制裁或许有些过头或失真。但对于最终把它认知为至少在经济层面上要开战的意图并试图应对的韩国而言,明确表达对日本政府出口管制措施的反对意见、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展现团结一致的抵制运动的自发参与,绝不过分,也并不陌生。

然而,对于政府、执政党以及公共机构试图助推市民这种自发行动的反日运动,却难以认同,也无法抹去其不合时宜的想法。首先,正如部分市民团体擅自闯入日本总领事馆等无知而幼稚的举动所显示的,令人担忧的是事态本质会被想利用这一局势的势力扭曲、损害,韩国市民的水准可能因此被贬低;而政府或公共机构除了应努力避免此类不幸事件发生之外,还有另外应当准备和推进的事情。正如三一运动的先人们在传达韩国意志时,也以文明国家的自豪践行非暴力精神一样,这也是在说不要疏于维护法度与礼仪。

众所周知,日本的出口管制是针对韩国政府在执行与征用劳工问题相关的韩国韩国大法院判决过程中所采取措施的报复性举措。因此,韩国政府首先应做的,是努力向世界贸易组织(WTO)、美国等国际社会,当然也包括对象国日本,说明并争取理解:韩国韩国大法院的判决以及政府随之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正当的,因而日本的出口管制这类报复举措是不正当的。

如前所述,在日本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中,出口管制才刚刚开始,并且日本表示将密切关注韩国的应对,考虑到这一点,现在还不是政府提前站到最前线挑起争斗的阶段。现在是不损伤国民自发参与抵制运动所体现的抗日精神、并将其作为坚实后援,由政府名正言顺地向国内外宣示自身所提措施正当性的时候。

此外,还应关注并应对这样一点:日本提出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征用劳工问题,而是源于更为复合的层面。日本的出口管制无疑是与征用劳工问题相关的报复举措,但其背后,正如日本持续攻势中所称韩国不遵守国际约定、或把韩国排除在价值共享国之外所显示的那样,存在着在慰安妇问题、征用劳工问题等历史认识问题解决过程中被提出的韩国信誉问题,或者对韩日关系特殊性的根本性质疑。

因此,认为以出口管制为开端的日本报复措施会因参议院选举结束而缓和,或认为通过抵制日本商品等就能打开解决之路,都只是安逸而片面的想法。特别是如果认为1965年基本条约不合适,就不应以反日运动回避这一问题,而应从为真正伙伴关系而重构韩日关系的长期视角出发,慎重谋划国内外应对。

如今世界正在剧烈震荡。以冷战崩塌为开端的全球化潮流,正如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出现或英国脱欧等本国优先主义所显示的,因中国崛起等因素而显露极限、步伐迟滞;美国的页岩气开发使中东政策发生变化,加剧了该地区的不稳定性。在东北亚,朝鲜的核开发最终导致三次美朝首脑会谈,对缓和冷战式紧张感有一定贡献,但正如近期中国与俄罗斯擅自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并侵犯领空所显示的,其态势更像是引发而非消除区域内的不稳定。

新秩序将呈现何种面貌、何时形成稳定形态尚无法得知,但目前明确的是世界正朝着那个方向剧烈震荡。在这种世界局势的转换中,日本向韩国提出信誉问题,同时也是在询问韩国是否有意愿共同渡过艰难局势。在此背景下,如果政府依旧陈旧地仅把日本局限于过去的帝国主义形象而展开反日运动,韩国所追求的方向就有可能被无意中看作与日本背道而驰。

这类似于当年对完成明治维新的日本所送国书,仅因其中“皇上”的表述便不细加体味其内容而拒绝接收,从而招致反弹的愚行。为了不让这样的历史重演,现政府应做的是深思日本所提出的方向并反躬自省,即便自认正确,也不要把对方逼入死胡同。

反日在稳定的国际秩序中追赶日本水准时曾是有效的,但在因第四次产业革命这一科技发展而使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倍增的世界局势变化中,已不适合用来培育自由韩国的梦想。正如在朝鲜半岛和平与繁荣的层面上包容朝鲜或中国那样,需要以并非反日而是协日的姿态迎接世纪转换期,怀有守护并发展自由韩国的决心与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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