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日本政府方面明确表示,是‘征用工’问题成为导火索。因此,这毫无疑问是对征用工问题的报复。”
在日本对韩国打出强制报复牌、韩日关系走向悬崖边缘之际,在日本被称为“行动的知识人”的内田雅敏律师(74岁)26日断言:“日本政府的出口管制是对征用赔偿判决的报复。”
此前,日本政府于本月4日对韩国基干产业半导体、显示器的3种核心材料实施对韩出口管制。这是挑选韩国企业对日本产品依赖度高的核心品目,以打击韩国经济的策略。此外,日本政府还在准备一项报复措施,即对所有可转为军事用途的品目在向韩国出口时逐项审批,实际上控制出口。对此有人指出,这难道不是针对去年10月韩国大法院作出的“征用赔偿判决”的报复措施,但日本政府予以否认,提出“对已失去信任的韩国进行‘贸易管理重新审视’”的逻辑。
对此,内田律师在接受韩联社电子邮件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多次亲口实质上承认这是报复措施,已没有再争论的余地。此前,首相安倍晋三曾表示:“既然(韩国)在征用工问题上不遵守国际约定已很明确,认为其在贸易管理上也不会遵守是理所当然的。”
关于日本作为主张韩国违反国际法的核心依据而提出的请求权问题,内田律师指出:“个人请求权依然存在。”日本政府将韩日请求权协定第二条第1款中“有关请求权的问题已完全并最终解决”的条文作为主张韩国违反国际法的核心依据。
对此,内田律师解释说:“韩国大法院判决的要旨是,因殖民统治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未包含(未被合意)在1965年的请求权协定之中”,“该协定所放弃的是外交保护权(国家保护在外国的本国国民的权利),并不包括个人请求权”。内田律师补充说:“这一判决要旨原本也是日本政府的见解”,“日本政府所称因韩国大法院判决而陷入违反国际法状态的主张说不通”。
此外,对于韩国政府提出由两国相关企业设立基金、先行赔偿已获确定判决的受害者的方案遭日本政府拒绝,内田律师表示:“除了参考德国先例设立基金加以解决之外,恐怕没有其他办法。”他批评说:“如果(日本政府)停止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所说的那样大肆购买武器,用省下的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内田律师因参与中国强制动员受害者与日本企业之间的和解工作并发挥重要作用而闻名。2000年花冈事件和解、2016年三菱材料和解等是代表性案例。花冈事件是指太平洋战争末期被强制押送到秋田县花冈矿山的中国人因抗议虐待和歧视而发动暴动,结果数百人被杀害的事件。此后经2000年东京高等法院判决,作为加害主体的鹿岛组建设向受害者代理人中国红十字会支付5亿日元,此事得以暂告一段落。三菱材料就中国受害者2014年在中国法院提起的强制征用损害赔偿诉讼,在两年后达成和解,内容为向3765名受害者每人支付10万元人民币(约1654万韩元)。
内田律师在提及这些案例时反复指出:“日本政府所称通过韩日请求权协定已解决所有请求权问题的主张并不妥当。”
他尤其说明:“问题在于,日本政府自去年韩国大法院判决之后,甚至不让作为诉讼当事方的日本企业与原告方进行为达成和解方案的协商。”据内田律师介绍,关于中国人强制押送、强制劳动事件,中日两国在1972年建交基础的共同声明第5项中写入了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的规定。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后来并未表示特别反对中国受害者与日本相关企业之间的和解,因此花冈和解等才得以成立。他表示:“日本必须认真面对历史,尤其是殖民统治的历史”,“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中不存在的这些要素,被写入了1995年的‘村山谈话’、1998年的‘韩日共同宣言’和2002年的平壤宣言”。他同时建议日本政府,应以认真面对历史的精神为基础,补充请求权协定中缺失的部分。
关于如何以面向未来的方式发展韩日关系,内田律师表示:“无论国家之间如何,民众(国民)之间绝不喜欢争斗”,“正是在这样的时候,韩日两国国民之间的交流才更加重要。双方必须冷静应对”。他最后说:“我的见解并非个人的特殊想法,而是包括前内阁法制局长等曾任日本政府高层的人士在内,众多学者、记者以及有自觉的市民(日本人)的共同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