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25 | 송영규 기자

[投稿]产业安全监管也应考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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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去年推出了将工伤死亡事故减半的对策,因工伤事故死亡的劳动者反而增加。在工伤预防的行政资源和人员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成绩却十分惨淡。若以企业来比,相当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额亏损。

更何况,这一成绩是在对发生重大事故的整个工厂下达超越法律的停工命令等、让企业付出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成本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必须严肃对待。这从反面证明,对工伤预防政策的思路需要深刻反省和大刀阔斧的改革。

然而,1月全面修订的《产业安全保健法》以及近期经立法预告、即将接受规制改革委员会审议的下位法令修正案,缺乏为减少死亡事故的认真反思,未考虑立法本意与实效性,只是重复行政便利主义和一味制裁的做法,令人难以不忧虑。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停工命令部分。过度宽泛的停工命令规定本身在任何国家都不存在,而且其中充满不明确、含糊的表述,行政机关的任意执行显而易见。停工命令要件的大部分并非由法令、而是由行政机关随意决定,行政专断的阴影浓厚地笼罩其上。法规含糊或适用范围过于不明确,正面违反了法治主义的核心、也是民主主义原理的明确性原则。而且,把解除停工命令的前提设定为安全措施的"充分"改善,而与停工本意即排除紧迫危险无关,这会助长企业草率制定安全措施。这不但无助于事故预防,反而会扭曲企业的安全管理。此外,明明还有其他可以排除紧迫危险的"温和"方法,却连事故原因都不追究就一味停工,同样是超越法律的思路。这源于把以预防为目的的停工滥用于制裁目的。

本次修正案中,让人怀疑目的究竟是让企业守法还是处罚企业的规定也不少。最典型的是承包相关规定。它被困在"危险外包化"的框架中,只一味热衷于对总承包企业进行"不问缘由的管制",而对于其打出的保护分包劳动者这一名义,实际收效的路径设计非常粗糙。连专家都无法预测和判断在承包作业中由谁、以何种方式采取何种安全措施,指望这种管制在现场发挥作用无异于缘木求鱼。连守法意愿强烈的企业都无法妥善遵守,这在违反明确性原则之前,就会严重损害法律的规范力。这正是现场发出"这究竟是为谁而修法"的长叹的原因。

如果政府真有将死亡事故减半的决心,就不该急于量产作秀式的粗劣管制,而应集中于营造企业能够良好守法的条件。连具备判断力者都无法遵守、且无视质量的不合理管制,只会量产违法者,并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正如德国刑法学者弗朗茨·冯·李斯特所言"最好的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政策",在工伤预防上,重要的也不是把责任推给企业的"责任外包化"和轻易依赖处罚,而是构建能够提升企业守法执行力的基础设施的政策。其第一步,就是制定精细而有实效的法规。

被称为工伤预防之父的赫伯特·威廉·海因里希早就主张:"工伤预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88年前的这句话,如今能否在我国的工伤预防政策中行得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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