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22 | 송영규 기자

[时论] 韩日矛盾,我们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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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安倍政权对韩国的出口管制,是对自由贸易主义国际规范的正面挑战,是不可容忍的行为。无论此事如何收场,为防止今后再次发生,也必须由国际社会和法庭对日本的做法作出严厉裁判。

引发此次事件的直接契机,是韩国韩国大法院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强制征用受害者的赔偿终审判决。与此相关,原告曾在日本提起诉讼并已败诉定案。对同一事项,日本最高裁判所与韩国韩国大法院的终审判决并存。差异在于,日本的判决以日韩合并的合法性为前提,而韩国则以其非法性为前提。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全体合议庭的判决,再次确认了2012年5月韩国大法院四人审判部所宣判的判决要旨。

围绕判决妥当性存在不同意见,但既已作出判决就应予以尊重,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尊严。不过,依据法理甚至纳入历史解释固然可取,但既然充分知道判决确定后将无法执行,就应在判决书中提出相应替代方案。在这一点上,即便被批评为不负责任、缺乏现实感也无话可说。文在寅政府亦然。许多人早已忧心,且在不损害我们自身司法主权的前提下本有解决办法,却任由事态发展至此,难以摆脱不负责任与无能的指责。无论如何,现在必须在不使韩国大法院判决的权威与意义褪色的前提下,寻找韩日经济矛盾的出口。

先说结论:国家应出面受让原告依判决取得的债权。如果把已经作出判决的债权与一般受害者同等对待,以特别法予以补偿,那就等于我们自己承认韩国大法院的债务名义无效,判决只会引发争议,其历史意义则化为废纸。像现在这样只强调三权分立、置身事外的政府态度,很可能对外造成韩国大法院判决有误的印象。

若国家像受让一般债权那样受让判决金债权,法院对强制征用非法性的实体判断仍然有效存续。这既不是承认日本政府或企业没有责任,也不是代其承担责任。应当视为:因签订韩日请求权协定,国家放弃了对国民个人的外交保护权,从而导致胜诉却无法执行的局面,国家履行其理所应当的义务。国家因承接原告债权而取得的代位请求权,可依照国家间不行使请求权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加以解决。

令人担忧的是,若其他受害者也要求赔偿,将带来天文数字般的财政负担。若充分发挥2012年韩国大法院判决的要旨,即韩日请求权协定相关文件全部公开的2005年1月可作为赔偿请求权消灭时效的起算点,那么这一问题的解法也不会太难。司法争议应当这样收尾。

如今由政府受让判决金债权,虽在形式上显得我们在日本的攻势前有所退让,但事实上,这本是韩国大法院判决作出之时我们就应主动去做的事。因未能及早行动的不负责任与无能而略失面子,已是无可奈何。但为了在今后与日本的谈判中占据优势,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获得支持,趁尚有时间,绝不能再错过我们自己能够采取的措施。政府对韩国大法院判决模棱两可的姿态,正是不愿承认其效力的日本最希望看到的。是爱国还是卖国,不在言辞而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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