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就这样撑下去,对个体经营者来说等于是让我们去死。”
27日,在京畿道富川市一家咖啡厅见到的金熙珠(化名)老板,面对记者“最近个体经营景气如何”的提问,满腔愤懑。记者上次见到金老板,正好是在去年7月。当时她表示,只在平日傍晚和周末雇用小时工,以此应对最低工资上调。这是为以最少人员维持店铺运营的权宜之计。她说:“最低工资在涨,营业额却越来越差”,“平日白天我自己顶上,只在忙碌的周末用小时工,先这样撑一撑。”整整一年过去,如今金老板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由于一直维持最低人力,雇用人数没有变化,但今年最低工资上调至8350韩元,人工费涨幅只能全部自行承担。与此同时,受不景气影响营业额减少,收入愈发缩水。金老板说:“周边店铺的老板们都在叫苦,说‘从去年底起营业额一直在减少’”,“光我们这家店,就比一年前减少了20%~30%。”
不景气、人工费、租金、融资成本等“四重困境”让小微经营者苦不堪言。去年和今年最低工资分别上调16.4%和10.9%,“人工费负担”日益加重。雪上加霜的是,内需景气不断恶化,个体经营的营业额呈减少趋势。专家之间的一种声音正日益获得支持:至少在尚可控制的手段——最低工资上,政府应把握重心,尝试“转变方向”。
小微经营者的经营困境,在Seoul Economic Daily与小商工人联合会共同实施的“小微经营者金融实态调查”中一览无遗。本次调查旨在综合掌握最低工资上调及小微经营者金融环境相关实情,于本月1日至20日以868名小微经营者为对象进行。
调查结果显示,全体受访者中22%正在承受“亏损”。若加上月均收入100万~200万韩元以下(25.3%)、不足100万韩元(14.6%),意味着每10名小微经营者中有6名以上一个月连200万韩元都挣不到。
面对过去两年上调的最低工资,小微经营者普遍选择将雇用降到最低。尽管如此,在人均人工费和租金已涨到极致的情况下,营业额却不断减少,难以摆脱“亏损泥潭”。在首尔麻浦区弘益大学附近经营西餐厅的赵素妍(化名)表示,年初开业时就只雇用1名厨师和1名小时工,把人工费压到最低。这是筹备创业过程中按最低化人工费计划行事的结果。赵某说:“全部成本中30%用于人工费”,“最低工资负担是最大的痛苦。”她还诉苦称:“我们店所在的巷子里的商户都说‘营业额比去年减少了20%~30%’”,“弘大附近的租金一个月就接近500万韩元,人工费上涨、营业额下滑,结构上必然转为亏损。”
实际上,小微经营者感受负担最重的成本因素统计为“人工费”和“租金”。在“负担最重的成本(可多选)”这一问题上,全体受访者中59.2%选择了“人工费”。因此他们对明年最低工资上调率格外敏感。融资成本的负担也不小。参与问卷的小微经营者中72%将一个月营业额的10%以上用于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等。继人工费和租金之后被列为最大成本因素的也是“融资成本(37.7%)”。据韩国银行近期提交国会的《2019年上半年金融稳定报告》,2018年个体经营者的金融负债与经常收入之比(LTI)为230.3%,较一年前(220.4%)上升近10个百分点。LTI越高意味着以平常收入偿债的能力越弱,可解读为个体经营的状况正在恶化。
也有观点主张,只有降低最低工资等人工费因素,才能连“融资成本”一并降低。首尔市立大学经营学部教授尹昌贤表示:“融资成本一般与贷款企业的基本面成反比”,“只有冻结或下调事实上政府唯一能触动的变量——最低工资,个体经营者的融资成本才会随之下降。”
虽然最低工资“冻结论”被视为降低小微经营者成本负担的核心解决方案,但这一意见能否被最低工资委员会接受仍是未知数。26日在政府世宗办公大楼举行的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按行业差别适用方案被否决。为此,最低工资委员会9名使用者委员全体缺席“第六次全体会议”。眼下27日的最低工资审议法定期限也已超过,最低工资委员会运作受阻已不可避免。尹教授强调:“正是现在最急需政府果断决断的时刻。”
在此背景下,小微经营者业界准备像去年一样发起“最低工资不服从运动”。小商工人联合会当天通过评论宣战称:“考虑到因最低工资急剧上调而受苦的小微经营者处境,连提出为讨论最低工资差别化方案创造依据这一合理主张,最低工资委员会都置之不理”,“既然连如此合理的要求都被无视,已明确显示对最低工资委员会无任何期待可言,那么我们要表明,难以接受在如此彻底倾斜的赛场上作出的2020年度最低工资决定。”去年7月2019年最低工资确定为8350韩元后,小商工人联合会立即反弹称“宣布最低工资延期偿付”,并于8月29日组织3万余名小微经营者在光化门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呼吁“改善最低工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