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25 | 송영규 기자

[海外专栏]让人看清中国脆弱性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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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据主办方估算约200万香港人穿越市中心举行大规模游行,反对中国“强压性的”引渡条例。若主办方的估算准确,相当于每10名香港市民中就有4人走上街头,抗议中国日益扩大的介入。

虽然难以断言今后局势如何发展,但香港事态凸显了一个我们常常忘记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脆弱性。

中国的崛起堪称奇迹。极简单地说,这是人类史上记载的最成功的经济开发案例。中国的国民总产值(GDP)在40年间每年增长约10%,8.5亿中国人摆脱贫困。地球上全部贫困人口中相当多的一部分脱离了贫穷的桎梏。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奇迹般的崛起,成为绕开政治学铁律的例外国家。

过去数十年间反复研究的政治学者们一再确认,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存在极为强大的联系。仿佛竞相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大体上被迫经历社会变化,最终面临将其政治体制变得更负责任、更开放的民主体制的压力。

当然,也存在部分产油国等无需推进现代化便积累国家财富的“局外者”。尽管如此,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戴维·爱泼斯坦在内的政治学者再次确认了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的基本关联,换言之,国家变富后采用民主体制的机会也会增加。

但中国不然。直到最近,“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例外一直是新加坡——一个接连产生极为干练的领导人、极少向外部世界袒露内情的小型城市国家。中国同样随时间推移而变富,却坚决维持非民主体制。近几年,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得更具压制性,审查加强,国家主席自行废除了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

如何解释在没有民主政体的情况下以独特方式实现经济富足的中国?密歇根大学的洪源远主张,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开发出了“具有民主特性的专制主义”。据她所言,中国的经济改革将一度陷入停滞状态的共产党庞大行政官僚体制,变成了比以往更灵活、更透明、更负责任的体制。

洪源远高声主张,这类变化也应视为一种政治改革。洪源远及其同僚指出中国高度化的绩效主义政治体制:以严格的考试与评价、经济增长等成果作为客观标准来实现官员晋升。部分为中国体制辩护的学者主张,这种极度竞争的体制保障了政治质量与回应性。相反,山东大学的贝淡宁等学者主张,实绩主义政治模式建立在对官僚集团的信任之上,而这正是儒家社会的核心特征。

但不能混淆。再优质的官僚主义也不等同于选民直接选出领导人、也能将其赶出权力的民主。每当听到有关儒家社会的文化争论时,不要忘记香港和台湾。正如过去数周我们清楚看到的,两者都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社会,却强烈偏好民主。

如今美国正在多方面与中国争论。在这类地缘政治争斗中,美国常常犯下把对手当成十英尺巨人的错误,一如过去对苏联那样。

但连中国是否是冷战时代概念下美国的主要敌人也并不明确。不如将中国描述为强大的竞争者更为准确。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虽有巨大优势,弱点也不少。

现在来看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处的境况。中国的增长已大幅放缓。目前中国经济靠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借来的巨额债务支撑。同时,中国正面临“一家一孩”政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这是中央政府指示的错误政策被整齐一致执行所产生的结果,属于展示独裁政治危险性的经典例证)。

然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今正承受严重压力。在民粹主义与反精英主义时代,中国仍是由脱离现实的少数精英集团支配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依靠经济增长的承诺与武力维持权力。

中国积极使用巧妙的审查制度和对本国居民的监视体系。中国面对的是在遗传上与文化上与数百万香港和台湾民众毫无不同的中国人民,而那些民众已明确表示“我们想要的不是好政府和贤明官僚,而是民主”。对习近平而言,这可能比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更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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