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6日,那是70年前。领导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白凡金九主席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大韩民国陆军少尉安斗熙枪杀,震惊举国。1945年归国的金九主席,携副主席金奎植及部分参谋、随行人员等共14人回国。他居住在矿业富豪崔昌学(崔昌學)提供的京桥庄(京橋莊),推动各类活动、政治活动以及南北协商等。这一事件可以说是象征波澜壮阔的韩国现代史的重大事件。以金九逝世70周年为契机,笔者想讲述与代表韩国独立运动界的两大家门——安重根家门与金九家门——相关的一段故事。那就是安美生女士的故事。
安美生1914年出生于中国北京。其父是安重根之弟、独立运动家安定根。1909年10月26日安重根义士举义之后,全家流浪于中国、俄罗斯、香港等地,生活极为艰难。所幸靠外祖母王在德(王在德,1858~1934)女士的经济支援得以维持生计。安原生是其兄,安珍生是其弟。她是安定根的长女,是安重根、安恭根的侄女。天主教洗礼名为苏珊(苏珊娜)。她曾在乌苏里斯克(苏王营,蘇王營)度过短暂的童年时光。随着安定根于1919年前后迁往中国上海,她在上海成长。此后随从事独立运动的家人辗转中国各地,在香港读完中学后,考入中国清华(淸華)大学英文系。她精通英语、俄语。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她转入中国国民政府在中国西南部云南省(雲南省)昆明设立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并于该校毕业。
金九的次子金信后来回忆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极为艰苦:“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被臭虫和虱子折磨,还患上伤寒,高烧不退,头发和眉毛都掉了,几乎死去又活过来。”安美生想来也经历了不亚于此的艰辛。
大学毕业后,1938年至1939年间她在重庆(重慶)英国大使馆任职一年,1939年之后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活动,1940年在重庆与金九的长子金仁(金仁,1917~1945)结婚。她比丈夫大三岁。
当时在重庆一带活动的临时政府要人等独立运动家家门之间的婚姻,被当时的独立运动家称为“同志结婚”。对他们的恋爱结婚,尤其是对安美生,金九据说曾说“出身优秀家门,无需多问”,十分欣喜地接纳这位儿媳。
1945年3月29日,距解放仅五个月之时,安美生年少的丈夫金仁终究闭上了双眼。他年仅27岁。幼女孝子刚满4岁。
此后她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韩国独立党(常务委员)、在重庆爱国妇人会等处活动。1945年3月29日丈夫金仁去世后,她担任金九的秘书官,1945年11月23日作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人还国第一批人员归国,居住于京桥庄。她与主席金九、副主席金奎植等一同归国,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据说1947年年末前后(另有一说为1948年)她前往美国纽约,直至2004年以90岁高龄去世前一直居住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等地。另有一说称她于2007年去世。其女孝子(1941年生,洗礼名玛利亚)亦于1960年代中期赴美,之后行踪完全不为人知。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人一行于1945年11月23日抵达首尔。一行包括主席金九、副主席金奎植、国务委员李始荣、参谋总长柳东说、文化部长金尚德、宣传部长严恒燮等临政要人,以及金奎植之子兼秘书金镇东、主席的侍医(侍醫)刘振东,还有学兵出身的随行人员张俊河、李英吉、白正甲、尹庆彬、鲜于镇、闵泳完,以及金九的秘书、长子仁的遗孀、安重根的侄女安美生等,共15人。
安美生归国后不久在天主教系统的《京乡杂志》(1946年4月)访谈中,还生动地作证了安重根义士与洪锡九(威廉)神父之间围绕处决伊藤博文在解释上存在分歧而发生的争论等。此外1947年费吴生(G.A.Fitch)牧师夫妇来首尔时,她与公公金九一同在京桥庄迎接他们,款待用餐后还一起拍了纪念照。
临时政府金九主席的秘书安美生于1945年12月22日,在数千名听众云集的首尔丰文女高礼堂举行的全国妇女总同盟成立大会席上,致辞要旨如下。
“这段时间大家受了多少苦啊。父亲死于狱中、丈夫被倭寇折磨等家庭离散之时,各位在国内经历了多么辛酸的体验啊。然而我们如今在那太阳之下,三千万民族终于能够自由地生活了。这是我们在国内国外流血奋战的结晶,也是同盟军努力的结果。8月15日第二次战争结束,倭寇向联合军投降,我们朝鲜获得了自由的解放,但对我们妇女而言这是双重三重的重大日子。女性从过去的封建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榨取中获得了解放。不仅是朝鲜女性,全世界女性一同获得了解放。这一解放对妇女来说,可视为世界历史跃进了十余年。在我们建国阶段,我们妇女的责任重大。因为一国要兴盛须一家兴盛,一家要兴盛则取决于妇女努力如何。”(《首尔新闻》1945.12.23)
这可以说是能一窥安美生出色口才与对女性角色进步认识的段落。
安美生在《自由新闻》1946年1月1日与建国妇女同盟盟员高明子的对谈《建国途中重大课题——1500万女性的出路》中,将解放直后韩国社会的女性问题与中国的情形相比较,以相当进步的视角积极加以阐述。她还说:“首先可以说的是,我认为中国女性比我国女性非常活跃、富有行动力。”“女性运动有必要由女性另行结成团体来进行吗?在中国,无论什么运动都是男女团结在一起进行的。从这一点看,我认为朝鲜的女性运动也可以一同参加男子的政治运动。”她表达了应与男性共同展开独立女性运动的意见。
特别是安美生就韩国的女性教育,尤其是母亲李贞瑞(李貞瑞)女士的家庭教育作了如下表述,强调其重要性。“我也认为女性问题,即朝鲜的母亲问题最为重要。我们从历史上也学到,唯有伟大的母亲才能养育伟大的孩子,大人物的母亲必定是伟大的母亲。以我们自身的经验,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与父母一同在异域各种困难境地中度日之时,深知母亲教诲之大。虽然我们最近并非如此,但以我懂事之后的记忆,住在山东(山東)时也曾躲避倭寇的眼目,四处躲藏,甚至改名换姓地生活。即便在那种境况中,母亲仍对我们说‘你们不可忘记朝鲜话’,教我们熟习朝鲜话。若非母亲那样费心教导,我生于那里长于那里,如今连现在这样的国语也说不出来。另外我也很清楚,在中国也有许多女性参加中国革命并积极活动。”(《自由新闻》1946.1.1)
这可以说是说明母亲在安定根、安重根家门中作用极为重要的宝贵证言。
1940年9月,临时政府从綦江迁往重庆。四川省重庆是中国西部的盆地城市,以炎热闻名,被称为扬子江沿岸“三大火炉(火爐)”之一。1937年中日战争之后,被日本逼退的中国将首都迁至重庆,城市规模急剧扩大,重庆的空气变得极差。因此年高的独立运动家患肺病去世者众多。
金仁也开始患上肺病。安美生找到公公金九,恳请让丈夫注射当时被视为治肺病特效药的青霉素。但公公以“其他因肺病垂死的同志也无法如此照顾,不能因为是儿子就特别对待”为由拒绝。
后来金九的次子金信如此回忆当时情形:“兄长的病情毫无好转之兆。最后可寄望的只有青霉素。然而因日军封锁,物资运输困难,青霉素极难获得,价格也非常昂贵。嫂嫂请求父亲设法弄到青霉素,父亲却正色说道:‘来到这里的同志中,患这病死去的人很多,怎能只救我的儿子呢。’嫂嫂想必在心里怨恨父亲那冷酷的回答。”
金九在《白凡逸志》中对重庆的气候及由此导致的儿子之死作了如下平静的记述:“重庆的气候自9月初至次年4月因云雾难见阳光,又是低气压的盆地,地面升腾的恶臭无法散去,空气极不洁净,加之民宅与工厂喷出的煤烟,连睁眼都困难。我们同胞300~400人居住的6~7年间,纯因肺病死亡者就达70万~80名。
这相当于居住重庆全体韩人的一至二成,不能不令人惊骇。在外国领事馆或商人在重庆都撑不过三年以上的地方,我们却住了六七年,长子仁也同样因肺病死亡,明知却难以避免,实在难以忘却。”
眼看儿子病重垂死却仍公私分明,坚守严格原则,拒绝给儿子以特惠(?)的金九!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十分可怕的冷血之人,但正因为如此彻底地坚持原则与自身的标准,才得以闯过那艰难的现实。
然而听到这一消息的儿子金仁,以及恳切请求遭拒的儿媳安美生,心情会是怎样呢。进而,父亲金九对他们而言是怎样的存在呢。还有,独立运动是什么,祖国是什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又是什么呢。
在今日浑浊的现实中,凛然如秋霜的公先私后(公先私後)、领导者严格的自我管理与家门管理,令我们思考人们常说的“贵族义务”的另一种价值与作用。
安美生在解放后与白凡一同归国,在京桥庄担任金九的秘书官。她使用天主教洗礼名“安苏珊(或苏珊娜)”之名,也参与了反托管运动。她于1947年9月(另一说为1947年末,或1948年前后)突然赴美。据说她对周围留下“不想住在没有丈夫的这个国家”“在失去丈夫的这个国家生活太艰难”等话语。次年白凡在京桥庄逝世时,纽约只飞来一封以安苏珊娜名义发出的吊电(弔電),在葬礼现场未能见到她的身影。1960年代中期左右,安美生联系女儿金孝子,劝她赴美留学,毕业于首尔大学雕塑系后赴美的金孝子此后也断了消息。
1945年3月29日丈夫金仁在中国重庆年轻早逝,1949年3月27日父亲安定根也在上海去世。同年6月26日公公金九又被现役陆军军官暗杀,在这样的情形下,从安美生的立场看,也许她并不觉得有必要特意回国在大韩民国生活。对安美生而言,断绝联系或许是记住过去、抑或是对想要遗忘的过去的另一种独特方式。
据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郑秉峻的研究,金九自1946年下半年起构想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组织韩人军队与中国共产军作战的“满洲计划”。为此他试图与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蔣介石)会谈。为此他向儿媳兼秘书安美生交付信息,于1947年9月初派往中国。美军情报当局认为安美生可能通过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宋美齡)会见了蒋介石。实际上安美生此时还经香港前往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活跃。看来安美生正是在此时前往美国而未再归国。
此事至今鲜为人知,但笔者认为,安美生突然赴美并从此闭门不出的背景,可以在这里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