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国立成瘾中心每年为200名游戏成瘾的孩子提供住院治疗,也开展门诊诊疗。世界卫生组织(WHO)上月表决决定将此前被称为游戏成瘾的游戏使用障碍(gaming disorder)纳入2022年起实施的新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体系后,厚生劳动省正与该中心讨论在此之前制定诊断标准和预防、诊疗指南需要多少预算等问题。德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情况也类似。”(天主教大学议政府圣母医院精神健康医学科教授李海国)
这是上周赴日本参加国际行为成瘾学会的李海国教授的转述。他一直在WHO担任精神健康领域成瘾方面的咨询委员,同时是国际行为成瘾学会期刊(JBA)编辑委员、大韩神经精神医学会成瘾特任理事。李教授强调:“我国也应像日本一样,能够用政府预算为游戏成瘾的孩子提供治疗。”意思是不应以征收类似“游戏税”的罪恶税的方式来处理、只招致游戏业界的反对,而是政府应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WHO的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是2022年生效的建议案。成员国将综合国内外讨论事项,制定符合本国情况的诊断、诊疗指南等,并将其登记为疾病。在韩国保健福祉部和医疗界、文化体育观光部和游戏界分成赞成与反对阵营、呈现激烈对立的韩国,目前看来很可能由Statistics Korea主管,在2025年韩国标准疾病分类(KCD)修订时登记为疾病,并自2026年起适用。
政府计划由国务调整室主管,组成赞成、反对及中立人士同等人数参与的民官协议体,审议赞成与反对主张的依据以及是否需要共同研究和实态调查等。若讨论取得进展,还可缩小彼此分歧,确立制定诊断标准、诊疗指南的大原则或绘制路线图。
由于也有“以精神医学界为中心、未能正确理解游戏类型和特性的研究加深了对游戏的误解”这样的主张,政府不仅需要审议赞成反对主张的依据,还需要在制定诊断标准、诊疗指南等的过程中保障游戏业界和专家的参与。
不过普遍看法认为,无论游戏界如何反对,WHO将游戏使用障碍登记为疾病的决定被推翻的可能性很低。虽然世界各国在速度和细则上会有差异,但总体来看,预计将在2022年前后以WHO关于游戏使用障碍诊断的定义为基础,制定并实施符合本国实情的诊断标准和诊疗指南等。
韩国政府和国内游戏业界似乎也难以脱离这一大潮。稍有不慎,韩国游戏业界可能会背上“连最低限度社会责任都不愿承担的企业”这一污名。
无论疾病名称如何,游戏成瘾是存在的。无论是否将其登记入韩国标准疾病分类,好好治疗游戏成瘾者、努力使高危群体不陷入游戏成瘾都很重要。而且,如果给游戏成瘾冠以游戏使用障碍的病名并进行标准化诊断、治疗必将成为全球标准,那么游戏业界也有必要采取更为前瞻的应对。
此前,文化体育观光部一方面表示不参加由保健福祉部主导的政策协议体,另一方面表示:“如果组成由国务调整室等主管的更为客观的协议体,将积极提出意见,必要时也会为科学验证开展共同研究。”
游戏业界对游戏使用障碍列为疾病如此警惕,背后是在经历将游戏与酒精、毒品、赌博一并视为四大成瘾祸首的立法推进等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不信任。仅自2013年以来,就曾提交过主张征收网络游戏营业收入一定比例用于游戏成瘾治愈等的网络游戏成瘾治愈支援法案,以及将游戏指为四大成瘾之一的成瘾预防、管理、治疗法案,仅引发“游戏成瘾税”争议等,随2016年第19届国会届满而废弃。若游戏使用障碍被登记为疾病,对游戏根深蒂固的负面目光很可能浮出水面,主张增加各种监管和负担的声音又会抬头。担忧游戏市场被拥有强大资本实力的中国夺走、沦为中国的代工基地的危机感也起了作用。
但不仅韩国,全世界目前都还没有关于如何诊断和治疗游戏使用障碍的标准化诊断、诊疗指南。因此,也难以区分何种状态需要咨询、何种对象需要精神科集中治疗。李教授表示:“由于是医生或医疗机构各自判断诊断和治疗,因此也无法得知治疗效果有多好。”
在游戏成瘾未被登记为疾病、也没有疾病编码的韩国,目前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抑郁症、躁郁症等其他诊断名进行咨询和治疗。因此,与游戏成瘾相关的医疗统计生产和大数据利用从根本上都不可能。
相反,抑郁症则细分为抑郁发作(疾病编码F32)、复发性抑郁障碍(F33)、抑郁性行为障碍(F920)等,普通人在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的保健医疗大数据开放系统中检索抑郁发作或F32,就能轻松得知去年接受健康保险诊疗的人数为68万4690人以及诊疗费大致规模。
若游戏成瘾被登记为疾病并制定标准化诊断标准和诊疗指南,就能客观区分风险群、疾病群、健康使用者群等,并据此实现预防、早期介入、治疗等阶段性对应。政府也可以制定细致的政策,明确具有何种专业性的人员在哪个阶段提供何种治疗、咨询服务较为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