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深秋,我久违地准备去五台山登山。日落时分,巴士抵达山村。到当晚住宿的山庄还要走很久。星星开始眨眼,山中意趣渐渐浓郁。我正悠闲地走在蜿蜒的窄路上,前方一辆小型卡车亮着车灯缓行。这时出现了完全意想不到的景象。卡车前方竟有一只狍子在狂奔!漆黑的长影、狍子和卡车一列纵队地在山路上奔跑。它只要稍稍避到路边或跑出路外就好,可狍子一味只看着前方逃跑。面对这令人心焦的场景,我的心脏也跟着不停狂跳。
过了许久,二者追与被追的奔跑仍在继续,直到车灯的光如消失点般消失为止。无情的卡车司机是在享受这场捉人游戏吗?倘对狍子稍有一点共情,本可以暂停车、关掉车灯的。可怜的狍子与冷血的人类共同演出的这场滑稽而凄凉的风景,让五台山脚更显幽暗。看似平静的山与星辰,其实正屏息注视着那场紧迫的事件。
这是我过去热衷登山岁月里的一段记忆。每当感到被什么追赶时,这段记忆也会突然浮现。我无法忘记初次读到李御宁先生描写类似场景的文字时所受的感动。偶然翻开的他的书中一段,与我的五台山记忆奇妙地契合。狍子变成了乡间的一对老夫妇,但展开的情境与那场景所唤起的怅然大同小异。
“当吉普车拐过塌方的坡道进入下坡路时,我看到了那一切。那是连事件都称不上的小事,也是常有的事,但它带着最强烈的印象钻进我心里。走在前面的人是一对老夫妇。被喇叭声惊到的他们本想立刻避开,却似乎因太过惊慌而手足无措。他们突然互相紧握着手,摇摇晃晃地只顾向前奔逃。胶鞋脱落了,又为了捡回它而倒退。那时车差点就撞上了他们。(……)我看到了韩国人。我遇见了这样活过千年的我的爷爷和奶奶的背影。被追赶者的背影。”
这是李御宁《在泥土中,在那风中(1963)》的开篇段落。这是卓越地刻画出20世纪中叶韩国现实与韩国人之“恨”的名场面。狍子与老夫妇,他们都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众多生命。依靠土地勉强度日的存在,被以文明利器武装者无休止追赶的人。恨正是以这些无名无力的“什么都不是的人”的恐惧与惶惑为底色的情感。在朝鲜半岛这样的文明边缘长期形成的情感框架,那种反而与狍子等自然生命更具亲和力的原始情念,韩国人称之为“恨”。现代人有时把它换称为“忧郁(melancholy)”,其实只是因分不清恨与忧郁而犯下的口误。
恨与忧郁看似相似,两者却颇为不同。忧郁与被追赶者无可奈何的背影无关。相反,西方人文学所说的忧郁更接近追逐自然(或神)的猎人的情念。它与无端被追赶、无可奈何地被剥夺自身存在根据者的悲伤相去甚远。它更接近未能将他者据为己有的挫败感。如纳西索斯或阿多尼斯那样疯狂追逐猎物却狩猎失败者的空虚感,或与追逐狍子的卡车司机那扭曲的心思相类。
此时此刻谈论“恨”的理由是什么?绝非要拿出褪色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有复古趣味。而是因为使用韩语的共同体的历史脉络,对理解当下的“我们”至为紧要。因为必须找出如体质般形成的韩国式之物,却不把它关进民族这一封闭的围栏,而是用作与世界创造性沟通的媒介。正如通过韩流与防弹少年团(BTS)所证实的,文化竞争力取决于韩国式之物的全球化。世宗大王之言,即“我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的问题意识,如今依然有效。这句话包含着追求普遍性、却不放弃特殊性的全球本土化(glocal)文化培育理念。这种理念的底层铺着如下哲学:人所能获得的普遍,只有在包容而非排除特殊时才被允许。普遍这棵树在特殊这片土壤中扎根越深,就长得越高。
韩国的自杀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稳居第一,与全世界各国相比也居于最高之列。抑郁症患者比过去大幅增加。忧郁如恶疾般蔓延的态势。这种印象并非单纯的错觉。我们确实生活在“忧郁社会”,生活在与自然隔绝的“自闭都市”。此时当务之急,是查明韩国人所经历的忧郁的真相。这项工作并不仅限于医学层面。除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路径外,还需要人文学层面的忧郁分析。若透过艺术与哲学这面镜头高分辨率地放大来看,当下的忧郁大概处在韩国式的恨与西方式的忧郁“之间”的某个位置。 金东奎 韩国研究院 学术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