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20 | 송영규 기자

[五色人文学]从被文明追赶的狍子与老夫妇身上看到“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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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深秋,难得准备了一次五台山之行。日落时分,公交车抵达山村。到当天住宿的山庄还要走上好一阵。星星开始密密地眨眼,山的情致渐渐幽深地浸染开来。正悠然走在蜿蜒的窄路上,前方一辆小型卡车亮着车头灯缓行。这时,完全意想不到的场景展开了。卡车前方竟有一只狍子在奔跑!黑长的影子、狍子和卡车排成一列纵队并行奔驰在山路上。只要稍稍避到路边,或者跳出路外就好,可狍子却一味只看着前方逃跑。面对这令人揪心的场景,我的心脏也跟着不停狂跳。

过了相当久,二者追与被追的奔跑仍在继续,直到车灯的光如消失点般消隐为止依旧如此。无情的卡车司机是在享受捉迷藏的游戏吗?若对狍子稍有一点共情,本可以暂时停车、关掉车灯。可怜的狍子与冷酷的人类所演出的滑稽而悲凉的风景,把五台山山麓染得更加漆黑。看似平和的山与星星,其实正屏息注视着那紧迫的一幕。

这是过去热衷登山岁月里的一片记忆。也是每当偶尔感到被什么追赶时,会突然涌上的记忆。我无法忘记初次读到李御宁先生处理类似场景的文章时的感动。偶然翻开的他书中一段,与我的五台山记忆奇妙地契合。狍子换成了乡下的老夫妇,但展开的情形与那场景所引发的怅然大同小异。

“当吉普车拐过塌方的坡路进入下坡时,我看到了所有这一切。那是连事件都称不上的琐事,也是常有的事,但它带着最强烈的印象钻进心里。走在前面的人是一对老夫妇。被喇叭声惊到的他们虽然立刻想躲开,却似乎惊慌失措得不知所以。他们突然互相紧握着手,摇摇晃晃只顾着往前奔逃。胶鞋脱落了,又为了捡回去而后退。那时车差点就撞上了他们。(…)我看到了韩国人。我遇见了这样活了千年的我的爷爷和奶奶的背影。被追赶者的背影。”

这是李御宁《在泥土中在那风中(1963)》的开篇一段。它出色地刻画了20世纪中叶韩国的现实与韩国人的恨的名场面。狍子与老夫妇,他们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众多生命。依附土地勉强度日的存在,被以文明利器武装者无休止追赶的人们。所谓恨,正是以这些无名无力的“什么都不是的人”的恐惧与惶惑为底色的情绪。在朝鲜半岛这样的文明边缘地带长期形成的情绪框架,那种宁可说与狍子等自然生命更有亲和力的原始情念,韩国人一直称之为“恨”。现代人有时把它改称为“忧郁(melancholy)”,其实那只是分不清恨与忧郁所犯的措辞错误。

恨与忧郁看似相近,二者却颇为不同。忧郁与被追赶者无可奈何的背影无关。相反,西方人文学所说的忧郁,更接近追逐自然(或神)的猎人的情念。它与无端被追赶、无可奈何地被剥夺自身存在根基者的悲伤相去甚远。它更接近未能把他者变为己有的挫败感。类似于纳西索斯或阿多尼斯那样疯狂追逐猎物却狩猎失败者的空虚感,或者追赶狍子的卡车司机那扭曲的心境。

此时此地提起“恨”的理由是什么?绝不是要搬出褪色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出于复古趣味。而是因为使用韩语的共同体的历史脉络,对理解当下的“我们”至关重要。因为要找出如体质般形成的韩国性,同时不把它囚禁于民族这一封闭的围栏中,而是用作与世界创造性沟通的媒介。正如通过韩流和防弹少年团(BTS)所确认的,文化竞争力取决于韩国性的世界化。世宗大王的话,即“我国之语音异乎中国,文字不相通”的问题意识,如今依然有效。这句话包含着追求普遍性、却不放弃特殊性的全球本土化(glocal)文化培育理念。这种理念的底层铺着如下哲学:允许人类拥有的普遍,只有在不排除特殊而是包容特殊时才被允许。普遍这棵树,在特殊这片土壤中扎根越深,就长得越高。

大韩民国的自杀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稳居第一,即便与全世界各国相比也在争夺榜首。抑郁症患者比过去明显增多。忧郁如恶疾般蔓延的局面。这种印象并非单纯的错觉。我们确实生活在“忧郁社会”,生活在与自然隔断的“自闭城市”。当下最紧迫的事,是查明韩国人所经历的忧郁的真相。这项工作并不仅限于医学层面。除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进路之外,还需要人文学层面的忧郁分析。若通过艺术与哲学这面透镜高分辨率地放大来看,或许当下的忧郁,就处在韩国式的恨与西方式的忧郁“之间”的某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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