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是由25名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当天的主要议题是此前举行的中美贸易谈判。上月9日至10日,中国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贸易谈判最终破裂。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本身也是政治局委员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就互联网完全开放、协议内容法制化等可能动摇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体制的美方要求征询了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他们一致表示“美国的要求过分了”,反对该谈判方案。此前由习主席主导的贸易谈判相关议题作为主要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并被公开,这是首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强硬应对后,《人民日报》等中国官方媒体一齐开始对美攻势。
有观点指出,在推进稀土出口管制等中美贸易战中,中国近期表现出的强硬应对背后,中国共产党特有的“集体领导体制”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是领导层集体决策并共同承担责任的结构。为维持共产党体制,共产党员们正以集体领导体制这一“同业者意识”为基础与美国对抗。习主席去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甚至废除了中国宪法的“连任限制”条款,着手强化个人权力,但仍受制于集体决策体系,这成为本月末在二十国集团(G20)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时,压缩习主席回旋空间的因素。不过,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理由之一正是中国的独裁体制,从这一点看,也无法忽视此前强化个人权力、加深西方疑虑的习近平责任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70年间,尽管困难重重,中国共产党一党体制得以维持,许多人将其背景归于中国共产党特有的集体领导体制。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以共同意志运营经济政策、开展政治,使正面作用得以扩大。
集体领导体制的特征在领导层会议和决策方式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会议通过投票作出决定。委员们无论地位高低,均可行使一票。最高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及其下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委员会等也同样如此。虽然习近平是共产党最高职位的总书记,但投票权只有一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自有的判断认为集体意志才是最佳选择。
以最高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为例。集体领导体制以“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为两大主干。常委包括国家主席共7人。目前他们分别分担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栗战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汪洋),理论、宣传负责(王沪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负责经济的副总理(韩正)等7个核心要职。
原则上他们各自在自己领域独立开展活动,不受其他常委干涉。发生重要事项时,7人全部聚集并投票决定。构成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这7人据说每周聚会一次。
如果说常委会是各部门负责人的聚会,那么中国实际上的正式最高决策机构是中央政治局。25名政治局委员也各有自己的分工,但非常委级的政治局委员没有自主权,受常委控制。即便如此,重要事项提交政治局会议获得全体批准,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决策的最终阶段。上月13日贸易谈判方案被提交政治局会议就是这种形式。
中国共产党出现集体领导体制这一名称已有很久。这实际上继承了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共产党,1927年党章采纳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体制后,成为党的传统。不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很牢固的集体领导体制,随着1960年代毛泽东权力强化而被打破,此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
此后邓小平在1978年以后推进改革开放,恢复了集体领导体制。他的决定得到了担忧导致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式独裁将毁灭共产党的党员们的广泛支持。集体领导体制此后历经江泽民、胡锦涛国家主席时代,确立为共产党的明确传统。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还曾主张:“政治领导人整体协商寻找最佳路径的中国式集体领导体制,优于受总统或总理个人倾向左右的西方式民主体制。”
看似稳固的集体领导体制再次出现变化,是在习近平政府上台之后。随着推进所谓中华复兴以及为反腐败斗争而强化习主席的权力,集体决策体系再次开始受损。随着权力向习主席集中,不仅政治局委员,连常委也变成接受国家主席控制和指示的体系。中美贸易谈判原本是负责经济的国务院总理的职责,但据悉在国家大事的名义下,刘副总理越过职务上的上级李克强总理,直接向习主席汇报。
2013年开始的习近平第1期体制中,各派系与集团之间进行了权力分配,但经历反腐败斗争后,在2018年的第2期体制中,习主席大量安排亲信担任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形成了一人体制。习主席还无视国家主席10年任期中期预告下任领导人的既有惯例,目前尚未指定接班人。
当然,习主席这一体制也被解读为考虑了中国国内外的现实。习近平政府上台后,中国经济急速增长使与美国等的摩擦加剧,构建新的中美关系也成为当务之急。国内则为解决派系对立与腐败加深等问题,要求将分散的权力集中化。这也是习主席在遭受“一人独裁”指责的同时仍强化权力的原因。
对于习主席强化权力,尤其是西方政界和媒体持否定态度。据外媒报道,美国决心发动贸易战的契机是去年3月中国宪法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的修宪。最初美国和西方预计,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政治体制也将走上民主化道路。但当习近平的权力急速强化后,他们开始将其视为独裁,认为习近平政府破坏了中国勉强维持的“民主体制”。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加深后,美国对中国以不公正制度和惯例增强经济实力的情绪也急剧恶化。
相反,在中国,从习主席到其亲信、同僚,在维持共产党政权上都发出同一声音。随着贸易谈判最终可能动摇中国共产党一党体制的可能性增大,共产党员的同业者意识似乎复活了。
认为能够承受一定程度贸易战损失的认识也助推了强硬应对。中国代表性的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即便美国对3000亿美元规模的中国产进口品加征25%关税,关税战扩大到中美贸易全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减少也将仅为1.008%。”
政治局会议谴责美国的决议,在中国人看来仿佛整个中国国家对美国决一死战。此前在中国国内时而出现的对习近平政策的不满,也随着贸易战恶化而高涨的“爱国主义”被淹没。
在这种情况下,习主席决定在本月末日本大阪二十国集团(G20)首脑会议上与特朗普总统会晤。问题在于,即便中美首脑会面,在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习主席也难以作出任何突发性的协议。许多中国专家认为,被称为“习皇帝”的习主席对外权限并不算很大。某中国大学的韩国籍教授表示:“由于特朗普的要求实际上针对共产党独裁体制,中国领导层对达成协议持否定看法”,“今后只要中国经济状况不大幅恶化,就很难作出大幅让步。”
即便没有贸易战,认为习主席会摧毁邓小平之后维持40多年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实行毛泽东式独裁的看法也不多。当然,习主席以国内外困难为由不断强化权力,也不排除不知不觉间变得像毛泽东那样的可能性。这是贸易战引发的副作用。尽管如此,习主席个人这种权力强化本身预计将招致国内外反弹,反而引来更大混乱。/驻北京特派记者 ch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