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实体经济与通胀率之间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具有重要政策意义的统计规律。然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数年间,部分国家出现了实体经济复苏但通胀率持续维持低位的现象,由此引发了菲利普斯曲线是否已无法准确解释现实经济的疑问。典型的例子是美国:2018年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但消费者物价(CPI)通胀率仅为1.9%,低于长期平均值2%。
但如果用名义工资增长率替代CPI通胀率作为美国的物价指标,并与最近的就业指标相比较,就很容易确认菲利普斯曲线依然与现实经济高度吻合。事实上,菲利普斯1958年发表的也正是名义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而非CPI通胀率。这意味着名义工资增长率比CPI更能反映经济景气状况,因此作为通胀目标制的指标,名义工资增长率也可能比CPI更为合适。
细究起来,货币政策最终可以说取决于其所锚定的物价指标是什么。例如金本位制仅以黄金价格为目标,固定汇率制仅以外汇价格为目标。那么当货币政策宣称实行通胀目标制时,并不一定非要局限于CPI通胀。认为货币政策当局不仅应考虑CPI,还应考虑资产价格变动的主张,也可以在类似脉络中理解。
从理论上看,用于衡量生活成本的物价指标与用作经济稳定政策工具的物价指标可能完全不同。据全球畅销书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所言,颇具悖论意味的是,在生活成本指标中权重越高的项目,在用于稳定政策的物价指标中权重反而应越低。其直观原因在于,在通常的通胀目标制下,若货币政策以稳定CPI为目的,作为代价,实体经济的波动性可能扩大。曼昆主张,如果从CPI目标制转向包含名义工资增长率的新价格指标目标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波动性可减少约一半。取得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名义工资比CPI更能反映实体经济状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名义工资目标制比CPI目标制更受青睐,因为名义工资目标制也存在诸多局限。例如,CPI通胀率是工资谈判中的重要指标,如果将名义工资增长率用作货币政策指标,可能在工资谈判中引发种种政治问题。或许正是由于这些现实因素,实际上似乎没有国家采用名义工资目标制。取而代之的是,多数国家除稳定CPI通胀率外,还将实体经济的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附加目标。但对于应将哪些变量作为实体经济指标、与CPI的相对权重应如何设定,很难确立明确标准。因此,为使通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更简单、更系统地反映实体经济,考虑多个价格指标而非仅CPI的方法可能是有益的。
就韩国而言,截至2018年,CPI通胀率为1.5%,低于2%的目标值,但月工资总额增长率超过4%,处于相当高的水平。然而这种工资上涨很大程度上源于2018年最低工资的异常上调,很难视为实体经济景气繁荣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