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9 | 이재명 기자

[Rotary]记录的义务,记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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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年艰苦的流放生活中,他仍留下了530余卷著作。把漫长的痛苦岁月通过著述华丽升华,他所达到的境界令人惊叹。这是朝鲜后期实学大家茶山丁若镛(1762~1836)的故事。读着这个故事,他那深切的人生痛苦扑面而来,令人胸口发闷。作为一个时代孕育的天才式革新规划者、思念兄长的弟弟、为儿子之死悲痛的父亲,他的心境正是通过他留下的众多记录,鲜活地传递至今。

前不久,我参加了为迎接国家记录院成立50周年、公共记录法制定20周年而举办的“2019年记录日”纪念仪式。我想起了在强调“没有记录就没有政府(No record, No government)”的已故总统卢武铉时期,曾支援总统咨询记录管理委员会活动的往事。

过去韩国曾是构建了《朝鲜王朝实录》等先进记录文化的典范国家。然而在殖民统治和权威主义政府时期,公共记录物管理变得粗疏。不作记录并销毁记录,就意味着不对历史负责,这让人回望那段可耻的过去。所幸,通过政府成立52年后才制定的“公共记录物法”,公共记录物管理得以革新,总统记录体系得以建立,成为重新整备形同虚设的国家记录管理体系的基石。由于信息公开标准不完备、各类业务之间记录关联性管理缺失、记录相关意识不足等,也曾出现过试错。但随着时间流逝,公共记录物的革新成为实现更透明、更负责任行政的基础,也成为完成程序民主主义的堡垒。

今年是朝鲜战争爆发69周年。无数人为这片土地的自由与和平献出生命。我们究竟在多深的层面上记住他们的牺牲与奉献,并以记录加以管理呢?想到他们为我们展现的无数牺牲与奉献,朝鲜战争就不该成为“被遗忘的战争”。

我曾看到过“公共记忆让历史得以省思”这样的文字。因为公共记忆及对其的记录源于维持社会关系的责任意识,是守护道德与伦理的装置。此前我们一味忙于增长与发展的逻辑,忽略了记住痛心历史、把重要历史事实留作有价值记录的工作。为此,韩国国土信息公社(LX)也在国内首次构建整合了记录馆与图书馆、博物馆功能的“Larchiveum”,并希望以此为基础系统地管理公共记录物。无论是值得自豪之事还是羞耻之事,把它记录下来并传给下一代,似乎正是让我们在历史面前更加坦然、更有责任感地生活的“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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