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8 | 양종곤 기자

失业、冲突、停业…“明年最低工资应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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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尔市内经营面包店的A公司代表崔有植(化名)去年关闭了2家门店,今年内还打算再关1家。崔代表叹息道:“四大保险、退职金、加班津贴全都上涨,实在无法维持经营”,“现有业务都很艰难,新业务根本无从考虑。”

在首尔东大门区雇用60名员工经营纺织制造企业的金成洙(化名)代表也正在推进裁员。他担忧地说:“国内生产工钱(工资)划不来,(企业)全都转移到海外了”,“想在国内硬撑,只会让债务越来越多。”

在首尔西大门区雇用8名讲师经营补习班的郑玉九(化名)院长诉苦称:“最低工资和周休津贴一起上涨,负担加大”,“非主科的课程我会把课时调整到15小时以下再聘讲师,但选择余地小,补习班运营吃力,招生也越来越难。”在中区经营汽车修理企业、拥有4名员工的李大九(化名)代表表示:“工作5~6年的月薪为240万~260万韩元,而新员工拿214万韩元”,“新员工要学会技术需要2~3年,老员工则抱怨‘与新人的工资差距不大’,不满情绪蔓延。”

这就是过去两年上涨29.1%的最低工资在社会各处塑造出的中小企业与小工商业者自画像。当前水平的最低工资,在支付能力相对较低的群体也要承担工资上涨部分的过程中引发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被指为最大问题。这也是中小企业界呼吁明年工资冻结、这一自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以来前所未有的主张的原因。

代表中小企业和小工商业者的15个团体18日在汝矣岛中小企业中央会召开紧急记者会,通过立场文主张:“考虑到两年间过度上调带来的现场副作用和各项经济条件,明年最低工资至少应予冻结”,“由于四大保险费等法定成本负担,中小企业和小工商业者只能减少员工人数或缩短工作时间。”并强调:“连续两年创下最大涨幅的最低工资,加上经济持续不景气,中小企业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经营困难”,“当前的最低工资已偏离正常轨道。”

最低工资适当性的争论可分为国内和海外两方面。首先,我国过去两年上涨了29.1%。今年时薪8350韩元,若含周休津贴则为1万零20韩元。两年的涨幅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的14.2%。

今年受最低工资影响的劳动者约为500.5万人,占全体劳动者约25%。但最低工资劳动者中82%就职于30人以下的小微企业。中小企业中央会相关人士表示:“工资上涨负担大部分由小微企业承担。”其结果是,出现了与最低工资“至少给予劳动应有报酬”的立法初衷相背离的现象。未能支付最低工资的未达率从2012年的9.6%上升到去年的15.5%,接近翻倍。在1~4人劳动者的行业,该比率高达36.3%。中小企业界指出,最低工资的上涨速度已超出企业的支付能力。

在中小企业和小工商业者现场,贯穿企业、劳动者和经济的“恶性循环”正在持续。首先,因内需不振陷入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裁减员工。失业员工开始求职,但很难在中小企业找到稳定岗位。结果是因人力不足而生产力减弱的中小企业生产率下降,问题扩散到整个产业,国内经济随之恶化。

各项指标都印证了这种恶性循环。据韩国银行显示,因人力紧缺和人工成本上升而陷入困境的制造业比重,从2017年3月的4.6%升至今年3月的11.2%,增长约3倍。去年营业利润甚至无法负担金融费用的中小企业比重已达半数。作为代表性制造业的纺织业和缝制业,人工成本比重需承担30~40%。这类承受人工成本负担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正在人工成本相对低廉的海外寻求竞争力。

由于小微商户集中,小工商业者的状况更为严峻。截至去年,我国小工商业者约有307万家。其中43.9%的劳动者就职于10人以下的小微企业。但在今年5月中小企业中央会的调查中,33.6%的小工商业者表示最近1年曾考虑停业或关店。80%表示今年营业利润恶化,77.4%表示营业收入减少。营业收入平均降幅为32.6%。对今后经济前景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高达59.6%。以2015年为准,小工商业者的月实际收入为209万韩元,仅为工薪劳动者(329万韩元)的63.5%。

当天代表15个团体的中小企业中央会会长金基文就劳动界对冻结最低工资主张的忧虑表示:“过去两年的最低工资上调是由使用者一方承受的”,“希望劳动者一方也倾听中小企业界的意见。至少今年劳资双方各让一步,共同克服最低工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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