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8 | 최수문 기자

[驻外记者崔秀文的中国页面]<20>贸易战中受关注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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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是由25名委员组成的中共最高决策机构。当天的主要议题是此前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上月9日至10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长史蒂文·姆努钦之间的贸易谈判最终破裂。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本身也是政治局委员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就互联网完全开放、协议法制化等可能动摇中共一党专政体制的美方要求征求了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而他们一致表示“美国的要求过分了”,反对该谈判方案。此前由习近平主导的贸易谈判相关议题作为主要议程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并被公开,这是首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强硬应对后,《人民日报》等中国官方媒体一齐开始对美攻势。

有观点指出,在推进稀土出口管制等美中贸易战中,中国近期表现出的强硬应对背后,中共特有的“集体领导体制”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是领导层集体决策并共同承担责任的结构。为维持共产党体制,党员们正以集体领导体制这一“合伙人意识”为基础与美国对抗。习近平去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甚至废除了中国宪法的“连任限制”条款,着手强化个人权力,但仍受制于集体决策系统,这成为本月底二十国集团(G20)期间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首脑会谈时压缩习近平活动空间的因素。不过,鉴于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之一正是中国的专政体制,也不能忽视一直强化个人权力、加深西方疑虑的习近平责任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70年间,尽管困难重重,中共一党体制得以维持,许多人将其背景归结为中共特有的集体领导体制。即中共领导层以共同意志运营经济政策、开展政治,从而扩大了正面功能。

集体领导体制的特点在领导层会议与决策方式上表现得很清楚。会议通过投票作出决定。委员们无论地位高低,均可行使一票。这对最高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及其下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委员会等也同样适用。习近平虽为共产党最高职位总书记,但投票权只有一票。这是因为中共自有判断:集体的意志是最佳选择。

以最高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为例。集体领导体制以“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为两大主干。常委包括国家主席共7人。目前他们分别分掌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栗战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汪洋),理论、宣传负责(王沪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乐际),负责经济的副总理(韩正)等7个核心要职。

原则上,他们各自在自己领域独立活动,不受其他常委干涉。发生重要事项时,7人全部聚集,通过投票决定。据说构成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这7人每周聚会一次。

如果说常委会是各部门负责人的聚会,那么中国实际上正式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中央政治局。25名政治局委员也各自有其分工,但非常委级的政治局委员没有自主权,受常委控制。即便如此,重要事项提交政治局会议获得全体批准,实际上可谓中国政治决策的最终环节。上月13日贸易谈判方案提交政治局会议就是这种形式。

中共出现集体领导体制这一名称已久。这实际上继承了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中共,1927年党章连同民主集中制一并采纳集体领导体制后,成为党的传统。不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然牢固的集体领导体制,在1960年代随着毛泽东权力的强化而被打破,此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

此后邓小平在1978年以后推进改革开放,恢复了集体领导体制。他的决定得到了担心导致大跃进运动或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式独裁会毁灭共产党的党员们的广泛支持。集体领导体制此后历经江泽民、胡锦涛国家主席时代,确立为共产党明确的传统。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还主张:“由全体政治领导人协商寻找最佳道路的中国式集体领导体制,优于受总统或总理个人性情左右的西方式民主主义体制。”

看似稳固的集体领导体制再次出现变化,是在习近平政府时期。随着推进所谓中华复兴以及为反腐败斗争而强化习近平的权力,集体决策系统再次开始受损。随着权力向习近平集中,不仅政治局委员,连常委也形成了接受国家主席控制与指示的体制。美中贸易谈判原本也是负责经济的国务院总理的角色,但据悉在国家重大事务的名义下,刘鹤副总理越过职务上的上级李克强总理,直接向习近平汇报。

在2013年开始的习近平第1期体制下,各派阀与集团之间进行了权力分配,但经历反腐败斗争后,在2018年的第2期体制中,习近平将大批亲信安排为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形成了一人体制。习近平还无视了国家主席10年任期中期预告下任领导人的既有惯例,至今尚未指定继任者。

当然,这种习近平体制也被解读为考虑了中国内外的现实。习近平政府以来,中国经济的急速增长使与美国等的摩擦加剧,重新设定美中关系也成为当务之急。在国内,为解决派阀对立和腐败加深等问题,要求将分散的权力集中化。这也是习近平在受到“一人独裁”指责的同时仍强化权力的原因。

对于习近平强化权力,尤其西方政界和媒体持否定态度。据外媒报道,美国决心发动贸易战的契机是去年3月中国宪法中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的修宪。最初美国和西方预期,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政治体制也会走上民主化道路。但当习近平权力急剧强化时,他们开始将其视为独裁,认为习近平政府破坏了中国好不容易维持的“民主体制”。随着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加深,对中国以不公平制度与惯例壮大经济实力的美国情绪也急剧恶化。

相反,在中国,从习近平到其亲信、同僚,都在维持共产党政权上发出同一个声音。随着贸易谈判最终可能动摇中共一党体制的可能性增大,共产党员的合伙人意识似乎被重新唤起。

认为能够承受一定程度贸易战损失的认识也助长了强硬应对。中国代表性的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即使美国对3000亿美元规模的中国产进口品加征25%关税,使关税战扩大至美中贸易整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减少也仅为1.008%。”

政治局会议谴责美国的决议,在中国人看来仿佛整个国家对美国决一死战。此前在中国国内对习近平政策时而提出的不满,也随着贸易战恶化而高涨的“爱国主义”被淹没。

在此情况下,习近平很可能借本月底日本大阪二十国集团(G20)首脑会议之机与特朗普总统会晤。中方尚未确认会谈事实,但据美方说法实际上已确定。问题在于,即便美中首脑会面,在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习近平也难以作出任何突发性的协议。

许多中国专家认为,被称为“习皇帝”的习近平对外权限并不那么大。某中国大学的一位韩国籍教授表示:“鉴于特朗普的要求实际上针对共产党独裁体制,中国领导层对达成协议持否定看法”,“今后只要中国经济状况不大幅恶化,就很难作出大幅让步。”

即便没有贸易战,认为习近平会推翻邓小平之后维持40余年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实行毛泽东式独裁的看法也不多。当然,习近平以国内外困难为由不断强化权力,也不排除不知不觉变得像毛泽东一样的可能。这是贸易战引发的副作用。尽管如此,习近平个人这种权力强化本身预计会招致国内外反弹,反而带来更大的混乱。/北京特派员 ch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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