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近期就是否维持对一户一房家庭的转让所得税免税优惠,在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国民想法箱”上发布问卷,结果遭遇一番尴尬。反对废除的舆论以约9比1的比例占据压倒性多数,加之媒体开始就相关内容采访,问卷便被直接中止。韩国企划财政部税制室出面收拾局面称“完全没有在研究废除免税优惠”,但仍受到就敏感政策“试探舆论”的强烈批评。
虽以一场闹剧告终,但余味并不轻松。因为官僚社会普遍存在的看舆论、看执政党与青瓦台眼色以及回避责任的倾向被原原本本地投射出来。一位曾任次官的前企划财政部官员表示:“没有绝对正确或错误的政策。如果官僚带着自身的理念和理由思考过政策,就应该能够坦诚地说出来并加以说服”,并称“从这一点看,转让所得税免税废除争议似乎折射出公职社会的一个侧面,令人苦涩”。
◇不见民间、回避责任=公职社会的不作为与看舆论眼色倾向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近来这一顽症愈发严重。围绕新产业领域废除监管的利益相关方对立比任何时候都激烈,加之亲眼目睹了本届政府推进的清算积弊工作,氛围已彻底冻结。负责脱核电政策的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能源资源室成为“人人回避的部门”,也与这种氛围不无关系。只要看起来可能引发争议,先尽可能拖延时间、维持现状就是上策的认知已广泛蔓延。
新产业领域的不作为早已成为顽症。国内首家住宿共享创业公司“Kozaza”代表赵山九去年10月与前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金东兖会面时,谈及住宿共享相关监管,称“心里憋得快要炸开”,但市中心的住宿共享至今仍仅对外国人开放。
总统亲自表示要作为重点培育产业加以扶持的生物健康领域,行政壁垒依然存在。政府将“消费者直接委托基因检测(DTC)”选为监管沙盒第一号对象,自评“打开了生物产业的监管门闩”,但现场感受冷淡。因为在按个案审查、只允许获批项目开展的正面清单式监管方式下,创意性商业模式根本不可能出现。大韩商工会议所经济调查本部长李京相今年4月甚至直言:“向政府部门要求放宽监管,得到的回答是去用沙盒”,“沙盒正被当作回避放宽监管的窗口使用”。
◇意识形态政策令官僚选择空间变窄=被称为“财界阎王”的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自去年出台“韩国版游说者规定(外部人士接触管理)”后,与企业人士的沟通几近完全断绝。游说者规定是公正交易委员会内部规定,要求员工在会见大企业对外事务团队人员或前官员等外部人士时,须将相关内容进行内部报告。虽然可以在内部申报后会见外部人士,但为避免日后招致不必要的误解,眼下的氛围是干脆回避会面本身。公正交易委员会一位相关人士坦言:“曾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OBRado如今在民间,见面确实不方便。”某企业一位对外事务负责人表示:“对企业而言,公正交易委员会是掌握强大行政权力的部门”,“连非游说目的的正常政策沟通窗口似乎也被关闭,令人遗憾”。
财界一位相关人士称:“本届政府推进的大部分政策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因此官僚能够取舍选择的政策空间很窄。”意思是连经济政策都被意识形态框架所捕获,政策多样性受限,回旋空间也必然狭小。例如,对于有观点主张应提高投资税额抵扣率以减税来引导大企业投资,企划财政部相关人士表示:“必须先有执政党与青瓦台‘对大企业增税’这一既有立场的转变。”
◇不了解行业情况却催逼“扩大投资与就业”=与消极行政一样,脱离产业界现实的作秀式政策推进也让企业疲于应付。钢铁业界一位高层人士今年3月接到经济部门公务员一通莫名其妙的电话。其意思是,正如光州广域市与现代汽车集团就光州型岗位投资达成协议,钢铁企业也应与地方政府探索打造“某某型岗位”的办法。这位人士苦笑道:“中国从今年初开始增加粗钢产量,我们正苦恼如何防守业绩下滑,却听到政府要求扩大设备投资和就业,实在令人困惑。”
更重要的是,钢铁产业是由少数作业人员操作工厂的典型装置产业。与作业人员必须紧贴生产线的汽车产业不同,投资的就业效果并不大。前述钢铁业界人士直言:“我怀疑相关部门公务员是否理解钢铁产业的特性。”据悉,同为装置产业的石油化学企业也收到了政府类似的要求。五大集团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对废除监管、劳动改革等国内营商的关键因素置之不理,却要求扩大投资和就业,这是矛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