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5 | 김연하 기자

[为韩国妈妈加油]“保护空间与生活费支援不足令人叹息……‘问题孩子’的有色眼镜更让人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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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月、13岁、16岁、19岁。位于首尔松坡区梧琴洞的“春彩”里,4名年龄、面貌、姓名毫不相似的女孩以姐妹的身份共同生活。最晚成为家人的孩子是今年8月将迎来周岁的柳敏(化名)。出生第5天在婴儿箱被发现、随后把生活据点搬到春彩的柳敏,以及其他孩子也已共同生活数年。让她们成为一家人的,是经营春彩的尹雪姬(64岁)机构负责人。尹负责人以“大妈妈”的身份照顾那些因父母经济、精神、身体上的困难而无法共同生活、或被父母抛弃的孩子,直到他们自立或回到原生家庭。

上世纪90年代末,从在一家小音乐学院教孩子们弹钢琴开始,进而经营24小时托儿所、一生照顾孩子的尹负责人说,她是在看到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危机而陷入困境的家庭后,决心开办儿童集体家庭(共同生活家庭)的。目前她经营着“星光洒落的村庄”和“春彩”两处集体家庭,星光洒落的村庄住着4岁、7岁、13岁、16岁的4名男孩。尹负责人介绍说:“在音乐学院开设幼儿部教孩子们的过程中,我为没有合适的地方照顾孩子而心痛,于是开设了24小时托儿所”,“后来只能眼看着家庭因IMF外汇危机而崩塌,心里很难受,得知有‘集体家庭’这样的空间后,2000年开设了星光洒落的村庄,2013年开设了春彩。”

儿童集体家庭的目的是为因父母放任或虐待等需要保护的儿童提供家庭般的居住条件以及保护、养育、自立支援服务。由于比起在十几人至数十人的大规模集体设施中保护孩子,小规模家庭形态的保护空间更有必要,1997年开始试点,2004年起被追加为儿童福利设施的一种。出于这一目的,与既有设施不同,儿童集体家庭只能居住7名以下儿童。2005年仅有154处的儿童集体家庭,到2017年增至533处,增长3倍以上;受保护儿童数从2013年的2418人增至2017年的2811人,4年间增加了16%。

尽管立法已过去15年,成为儿童集体家庭孩子们的妈妈仍然不易。照顾被父母深深伤害的孩子本已十分吃力,而各类支援又不充分,需要操心的地方很多。最大的问题是财政。用作儿童集体家庭的住所并非由政府补助,而必须由机构负责人自掏腰包解决。这正是看着一路飙涨的房价、机构负责人们只能叹气的原因。尹负责人指出:“因为房价太贵,迁往首尔以外的金浦或地方的情况也很多”,“最近政府称要解决这一问题,修改法律允许儿童集体家庭入住租赁住宅,但租赁住宅面积太小,不适合运营儿童集体家庭。”因为规定儿童集体家庭只能在实用面积25坪以上的住所运营,而大部分租赁住宅都小于这一面积。

尹负责人补充说:“由于房价负担重,许多集体家庭住在相对老旧的建筑里,但与保育院等设施不同,儿童集体家庭得不到用于建筑修缮的功能补强费支援,因此处境困难。”生活费也是问题。目前儿童集体家庭除每名儿童每月约50万韩元的补助费、少量特别零食费以及每月约32万韩元的支援外,只能依靠个别捐款或机构负责人的私人资金。以居住4名儿童的春彩为例,要用约332万韩元维持4名孩子、机构负责人和2名社会福利师共7人的生活。此外,在儿童集体家庭工作的社会福利师与在保育院等处工作的社会福利师不同,其工龄级别不被承认,因此新入职的社会福利师与拥有十几年经历的社会福利师一样,都只能领取不到200万韩元的工资。尹负责人诉苦说:“因为觉得做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应有待遇,几个月甚至几天就辞职的情况屡见不鲜”,“孩子们称为‘姨妈’的社会福利师很快就换人,还带来孩子无法投入感情的副作用。”

社会对儿童集体家庭的偏见也是障碍。因为存在住在儿童集体家庭的孩子是所谓不良青少年或有其他问题的偏见,反对儿童集体家庭入驻的情况时有发生。几个月前搬入首尔市内某公寓的一家儿童集体家庭负责人说:“入住时并不知情,后来听说在住户会议上并不欢迎集体家庭入住”,“这不正是因为存在‘没有由父母养育的孩子会有偷窃习惯’之类的有色眼镜,同时还担心房价等经济损失吗?”正因如此,部分孩子也不愿让同班家长或同学知道自己住在集体家庭。在首尔新大方洞运营慈幼会所属“首尔纳匝勒之家”的约翰娜修女(金有娜机构负责人)说:“参加幼儿园或学校举办的活动时,有时会委托其他教友代为出席”,“虽然这样做是担心孩子会遇到难处,但孩子会怎么想,我总是很小心。”

即便在儿童集体家庭养育的孩子成年之后,机构负责人们的苦恼也不会结束。法律上成年的孩子只能带着500万韩元自立定居金、由国家按捐助者捐款储蓄额等额追加积累的儿童发展支援账户(CDA)以及每月30万韩元自立补贴,离开儿童集体家庭。但也发生过盯上孩子软弱心理的亲生父母夺走自立金的情况。金负责人叹息道:“曾有孩子因遭继母和亲生父亲用烧红的筷子只烫不显眼部位等身体虐待而住进儿童集体家庭,成年退出时领到的定居金和上班挣的钱却被继母夺走”,“与亲生父母分离生活的孩子,就像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仍残留着对亲生父母的思念或幻想,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

因亲生父母而为难的情况不止于此。即便不共同生活,父母仍拥有对孩子的法律权利,因此也出现盗用孩子名义的情况。金负责人倾诉说:“把还是婴儿的孩子抛弃的亲生父亲,用子女名义开通多部手机后拖欠费用,使孩子成了信用不良者”,“孩子如今成年,说要打工便去了通信公司门店,却因为并未养育自己的亲生父亲而被告知难以开通,当时痛哭不止的样子至今难忘。”尽管实际上是孩子们的“妈妈”,但既非法定父母也非监护人,因此在开设银行账户等方面仍面临困难。

即便处境如此不顺,她们选择以“妈妈”身份生活的理由,与普通妈妈并无不同。金负责人笑着说:“仅是离开的孩子们回来看看,就成了解疲剂”,“看到从事社会福利师、牙科卫生士、物理治疗师等职业、作为社会人生活的孩子们说‘如果不是住在那个家,就没有现在的我’,那一刻最幸福。”她对仍未摘下有色眼镜的人们提出请求:“儿童集体家庭是这个时代孕育的另一个家庭。请帮助那些被家人伤害、失去家庭的孩子安稳地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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