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4 | 양종곤 기자

[制造业复兴] 主力产业低迷、产能外迁、停业倒闭频发…救活“垂死的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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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半个世纪一直是制造业根基的产业园区,其动力正逐年下降。在主力产业萎靡、经济不景气、人工费上涨的巨浪冲击下,园区日渐失去活力,通过智能工厂和智能产业园实现变革的要求日趋强烈。

竣工超过30年的老旧产业园从2017年的50处增至去年的83处。预计到2022年将达到236处。产业园整体开工率从2015年至去年6月维持在80%以上,但同期小微企业(50人以下)从75%下降了多达10个百分点。分析认为,以汽车、造船为代表的主力制造业不振,加之海外工厂转移加快、停产停业增加,助推了园区空心化。

文在寅政府以产业园区为中心推广智能工厂,制定了最终以智能产业园为杠杆谋求制造业复兴的战略。即在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集聚的产业园区嫁接智能工厂,最大化扩散效应,同时积累大数据,推进以数据为基础的数字创新。业界认为,转向开放型网络和人力资源的顺畅流入不可或缺。政府已构想将制造数据中心、示范工厂、共享平台等3个主体置于需求企业(智能工厂)与供给企业之间的形态。此外还须引入既有园区未能吸引到的优秀青年人力。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委员卢民善表示:“智能产业园的成败取决于产学合作以及能吸引多少青年”,“应扩充休闲和福利设施,设计为生产与文化共存的空间”。同时有意见指出,应把此前仅在园区内部共享的信息和资源转为开放型网络。天主教大学经营学部教授金基灿指出:“国内产业园把重心放在生产上,依赖外部需求”,“应以主动方式重新确立制造业供应链这一平台角色,从而立足为智能产业园”。

■金融体系全面手术

废除连带保证制、扩大民间金融

应增加风险资本优惠以激活市场

有强烈声音认为,为培育作为制造业根基的强小企业,必须从连带保证制度开始全面手术。要求创业者完全承担事业失败责任的连带保证,长期被指为阻碍创业和中小企业活跃的壁垒。因为仅一次创业失败就可能背上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还可能遭受社会烙印乃至被剥夺再挑战的机会。

文在寅政府去年全面废除了政策金融机构新增贷款、保证的连带保证,但要扩散到民间金融机构仍路途遥远。日本决定从明年起禁止让中小企业家业继承人对公司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为支持中小企业顺利传承家业,不仅政策金融机构,连民间金融机构也废除了连带保证。

为实现制造业复兴,激活政企合作投资亦为急务。被视为成功政企合作案例的德国HTGF(High-Tech Gründerfonds)是公共与民间合资的私募基金,承担了创新金融的先锋角色。该基金随安格拉·默克尔政府上台而设立,总资本金规模达1.16万亿韩元,发掘约500家初创企业并投入了成为创新创业引水的资金。国内新韩、KB、友利、韩国农协、韩亚等五大金融控股也制定了5年内提供总计28万亿韩元风险资本的计划,但政企合作投资案例甚少。因此专家指出,金融机构有必要与公共部门建立有机协作体系,提高投资效果。

也有观点指出,要改变以贷款为中心的资金供给方式,须大幅强化对风险资本的优惠。弘益大学教授申成焕(前金融研究院院长)建议:“重要的是政府营造能改善金融机构投资收益性的市场环境”,“投资比贷款的损失负担更大,因此应给予税制优惠等多种激励,并放开阻碍投资的监管”。

■整顿反企业法律与监管

尽早引入监管成本总量制

应重新审视Commercial Act与MRFTA

企业强烈呼吁,为成为制造业强国,应从原点重新审视监管成本总量制以及被称为典型“企业劳损法”的Commercial Act和MRFTA修正案。因为不整顿法律与监管,制造业复兴将只是口头服务。

监管成本总量制是指在新设监管时,按所产生的成本废除既有监管,使监管成本总量不增加的管理方式。其宗旨是在管理新增监管的同时并行削减既有监管,阻止监管成本上升。2014年政府为引入监管成本总量制向国会提交了行政规制基本法修正案,但连政务委员会法案审查小委员会都未通过。企业还要求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粹性质监管引入议员立法监管审查制。目前议员立法与政府立法不同,无需经监管改革委员会事前审议即可提出,在常任委员会法律审查小委员会审查之前,难以明确掌握是否含有监管等法律性质。创造经济研究会理事长李民华表示:“国会议员把立法数量当作业绩,量产低质监管”,“需要在国会立法中引入监管影响评价,建立以监管的成本与效益而非法律数量来评价国会议员的制度”。

目前除政府修正案外,仅滞留于国会的修正案就多达30件的Commercial Act被视为典型的反企业法。因为集中投票制强制化、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制、审计委员分离选举等,无一不会打击企业经营。目前提交国会的修正案多达55件的MRFTA也在束缚企业。政府方案中将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专属告发权扩大至检察机关的方案,令外界担忧将成为企业的“双重负担”。内部交易监管对象扩大也是直接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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