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3 | 송영규 기자

[李民华的第四次产业革命] 以消费者运动矫正扭曲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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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如衣服,须随环境变化而更换。监管起初具有协调公益与私益冲突的正功能,但环境一旦变化,就像夏天穿冬衣一样,负功能便会增加。问题的核心在于,必须在监管中并存的效益与成本,即正功能与负功能之间取得平衡。

然而,监管所具有的进入壁垒性质,必然会形成以监管为壁垒来追求地租的利益集团。据汉阳大学教授金泰润所言,政、官、产的监管利益集团构筑起铁三角编队,用维护阻碍国家创新之监管的逻辑武装自己,以捍卫集团利益。而因监管而受损的消费者与产业界却保持沉默。笔者在推动废除公认证书监管运动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关在于: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大众并未组织化,而政官产铁三角编队却高度组织化,成功地通过加拉帕戈斯式监管守护集团利益。

监管改革空转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监管总量制、日落制、沙盒等个别监管政策的问题,而在于监管守护势力与监管革新势力之间的力量失衡。公务员权力的基础在于监管与支援资金。监管改革是自己放下权力的行为,因此必然消极。加之全球罕见的韩国监查院审计,为官僚提供了守护监管的强力名分。面对总统要求进行对自身不利的监管改革这一政策,公务员社会的对策正是毫无实效、以数字为中心做样子的“假装式”监管改革。这正是必须改革韩国监查院政策审计并建立客观监管评价指标的原因。

干事的国会会生产出名为法律的监管。大多数法律由利益集团主导。与行政部门的监管不同,国会立法没有监管影响评价程序。国会议员把立法数量当作业绩,却不承担法律执行带来的负担。理所当然的结果是,国会大量生产低品质监管。这正是需要在国会立法中引入监管影响评价,将对国会议员的评价从法律数量转向监管的成本与效益之比的原因。

监管守护势力超强组织化,而监管改革势力却没有组织化。监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消费者与中小企业,而他们却是四散的散兵游勇。政界自然会对组织化的监管集团表现出偏向性。他们看出租车经营者的眼色而非大众,倾听非政府组织(NGO)团体而非消费者。企业则陷入一种取巧主义,认为因畏惧监管当局而不公开发言才是明智之举。例如,对于韩国超强的加拉帕戈斯式金融监管,几乎听不到金融机构的抗议声。对于第四次产业革命关键所在的数据监管,互联网企业的抗辩也微乎其微。这正是美国监管监察专员第一原则是禁止报复的原因。笔者虽在2009年促使禁止报复原则得以贯彻,但企业人士至今仍畏惧报复,这是令人不适的现实。遵守禁止报复原则是通往监管解放的门槛。

韩国的消费者依赖政府。若说欧洲是国民造就了制度,那么韩国则是制度造就了国民。我们一出问题,不是自行解决,而是先请愿“政府在干什么”。共享汽车、共享住宿等共享经济的全球竞争原则是把消费者福利放在首位。然而在韩国的各种进入监管中,全体消费者的福利并未被考虑,只有组织化的供给方的地租收益受到保护。原因在于消费者的选票是分散的。消费者运动是使扭曲的监管治理正常化的终极道路。

没有监管改革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只是口号。鉴于监管治理是力量的逻辑,无论怎样强调总统的领导力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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