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检方针对李明博政府时期的资源开发腐败案,在一审中对前韩国石油公社社长姜英元求刑7年有期徒刑。作为资源开发腐败调查“第一案”而备受关注的姜前社长,被指控的罪名是违反《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的背信罪。检方主张,2009年在收购加拿大石油开发企业Harvest的过程中,他以“独断决定”给石油公社造成了5500亿韩元的损失。但法院的判断不同。一审法庭与二审均判决无罪,称“经营判断过程中虽有过失,但将责任归于姜前社长个人而非石油公社并不妥当”。
对于让企业饱受创伤的司法机关“随心所欲”式适用背信罪,法院加以制止的案例日益增多。因涉嫌贪污、背信131亿韩元而被起诉的前KT社长李石采,最终在二审中也摆脱了背信指控。因涉嫌向关联公司不当支援2843亿韩元(背信)等被起诉的前STX集团会长姜德洙,同样在二审中被判缓刑并获释。
韩国司法监察机关的“驯服企业”式调查,每逢政权更替便不断重演。“挂在耳上是耳环,挂在鼻上是鼻环”式的牵强适用背信罪,以及令企业丢脸的恶意另案调查层出不穷,有批评认为这只会削弱企业竞争力。
适用背信罪被视为检方针对企业进行定向调查的代表性手法。特别是贪污、背信金额超过50亿韩元时,将适用《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等相关法律》,可判处“无期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决定大规模投资的大企业经营层往往超过这一标准。考虑到死刑判决实际上已经消失,这与杀人罪(死刑、无期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处罚标准相当,因此有评价认为,在整治并无大错的大企业方面,没有比背信罪更好用的工具。
事实上,据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统计,检方每年以贪污、背信罪起诉的企业人士多达3000至5000人(含简易起诉),年均达1500件。在与韩国法律体系相似的日本,每年背信罪起诉件数仅为10件以下。韩国检方的起诉多出150倍以上。据法律界人士介绍,以刑法处理背信罪的国家也仅有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德语系国家和日本等极少数。日本严格适用法律,须具备“明显造成损害的目的”才予处罚;德国则纳入“经营判断原则”以求平衡,起诉件数极少。
检方牵强适用背信罪,也从审判阶段该罪名无罪判决率格外之高这一事实中得到印证。据韩国大法院数据,以去年一审为准,一般贪污、背信罪的无罪率高达5.83%,比2007年的3.66%骤升2个百分点以上。这远高于2017年一般刑事犯罪无罪率平均值3.35%。据悉,与违反《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等相关法律》有关的贪污、背信指控无罪率甚至每年超过10%。
要求改善检方为取得调查成果而惯于恶意另案调查这一做法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尤其是最近在李在镕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干政门”案韩国大法院判决前,检方利用另一案件Samsung Biologics财务造假疑案展开舆论战,被视为代表性事例。检方11日传唤了三星集团未来战略室后身Samsung Electronics事业支援TF负责人、被视为李副会长最亲近人士的郑贤豪社长,并将其所言内容一一透露给媒体。
前东洋综合建设会长裴成路13日在首尔高等法院刑事三部(审判长裴俊贤)审理的二审中,因贪污指控被判与一审相同的2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3年,该案也是另案调查的结果。表面上看似法院认定了裴前会长的过错,但检方当初的调查方向完全不同。检方推测,裴前会长在海外工地筹措了300亿韩元规模的秘密资金,用作对浦项集团高层或李明博政府实权人物的游说资金。但由于未查出任何证据,便转而另案调查并起诉。即便如此,在一、二审中9项公诉事实中有8项被判无罪。
2017年作为“文在寅政府军工腐败调查第一案”推进的韩国航空宇宙产业(KAI)腐败调查,在全面搜查仍未获线索后,突然改名为“经营腐败”。2016年的“乐天集团秘密资金疑案”调查,如今已换成“乐天集团经营腐败”的招牌接受审判。在此过程中,集团二号人物李仁源副会长自杀的悲剧发生。
一位检方出身的律师指出:“检方因为在法理上难以证明指控,所以持续这种恶意惯例”,“针对检方的另案调查,法院的无罪判决率乃至搜查扣押令状驳回率都在上升。”
也有意见指出,应废除背信罪,并设法提高对财产损害的损害赔偿请求力度。一位法官出身的律师表示:“以背信名义对企业人士施以刑事处罚,我们社会究竟能得到什么,令人怀疑”,“对受损者而言,通过强有力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收回经济利益反而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