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最低工资涨幅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这侵害了宪法规定的企业财产权和经营自由。最低工资委员会完全无法发挥合理审议最低工资的职能,希望韩国宪法法院能通过此次宪法诉愿的裁定,为最低工资上调制定某种指导原则。"(代表用人方的原告代理人黄贤浩律师)
"围绕最低工资,如果说用人方有与劳动条件相关的权利,那么低薪劳动者对最低工资也有权利。应当考虑到,最低工资是在最低工资委员会这一历史悠久的社会对话机构中作出的惯例性、技术性判断。"(韩国雇佣劳动部一方代理人金振律师)
13日下午,围绕"最低工资上调"问题,用人方与政府方在韩国宪法法院展开公开辩论。围绕2018年上调16.4%、2019年上调10.9%这两次最低工资上调是否违宪,用人方的自营业者、小工商业者与雇佣劳动部之间展开了激烈攻防。针对依法定程序决定、带有行政公告性质的最低工资提起宪法诉愿,属于罕见情形。
双方从一开始就围绕最低工资涨幅是否违宪展开激烈辩论,展开气势较量。
代理提起宪法诉愿的中小工商业者协会出庭的黄律师率先发难:"最低工资过去大多在3%~8%的范围内上调,但2018年、2019年的涨幅达到两倍以上。"他主张:"由于最低工资急剧上调,工资涨幅超过了企业和用人方的收入,企业经营已濒临极限。""这种单方面措施侵害了宪法上的财产权。"
黄律师表示,最低工资上调严重妨碍企业经济活动的自由,违反了规定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宪法第119条第1项。同时,他主张此举给中小企业造成巨大经济打击,违反了规定国家保护、培育中小企业义务的宪法第123条第3项。他补充说,以相当于近期涨幅三倍的数值上调最低工资,也违反了禁止国家统制、管理私营企业的宪法第126条。
对此,作为雇佣劳动部一方代理人出庭的金律师主要从法理问题和事实关系而非经济合理性角度予以反驳。他强调:"有人说急剧上调最低工资违反宪法上的自由市场规定,但看规定经济民主化的第119条第2项,这与国家的经济调节权限相关。"他还指出,在涉及私营企业经营的部分,也有规定国家可进行强力监督之处。金律师表示:"最低工资审议过程中使用的生产率指标或生计费标准,不仅是最近两年,而是数十年来审议过程中一直使用的。"
围绕最低工资委员会决定的最低工资是否属于宪法诉愿对象,双方也展开攻防。黄律师指出,能够对最低工资提出异议的只有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等5个团体。他主张:"即便最低工资上调,自营业者和劳动者也没有发声的途径,且受其适用的用人方和劳动者人数无法特定。"因此可以提起宪法诉愿。对此,雇佣劳动部方面反驳称,最低工资公告属于一般处分,应向行政法院提起上诉,并非宪法诉愿的对象。
参考人之间的攻防也火花四射。作为申请人中小工商业者协会一方代理出庭的KAIST经营学系教授李炳泰指出了最低工资过度上调的问题。他反问:"洗澡时觉得热水好,就可以把水温一直调到沸腾吗?"随后主张:"以国内经济状况来看,平均时薪要给到1万韩元都很吃力,政府却提出把最低时薪提到1万韩元这种欺诈性承诺。"他还补充说,就业稳定资金也是在不考虑企业支付能力上调最低工资之后才推出的事后对策。
对此,作为雇佣劳动部一方参考人出庭的韩国劳动社会研究所理事长金裕善反驳称,这对低薪劳动者工资上涨、缩小工资不平等、减少低薪劳动者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主张:"最低工资1万韩元是2017年总统选举时五个政党候选人共同承诺的一种社会共识事项。""因最低工资上调而增加的企业额外人力成本负担,仅相当于全体劳动者年薪的1%左右。"对于上调最低工资是否导致就业减少的主张,他也表示:"那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供需说法,在劳动市场这样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最低工资上调会刺激非经济活动人口的劳动意愿,存在就业增加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