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怀疑自己听错了。听说要求罢免现役军团长职务的国民请愿出现在青瓦台国民沟通留言板上时,我心想"不会吧?"原因有两点。第一,如果请愿书内容属实,那确实令人惊讶。难道在如今这个时代,还存在"以不合理的部队运营和指挥、命令给众多年轻官兵带来痛苦的指挥官"吗?第二,我不知道指挥官的指示和命令也能成为国民请愿的对象。国民请愿即便再被戏谑化,把针对训练的指挥判断摆上砧板,这究竟是否妥当?
围绕这起史无前例的涉及军队指挥权的国民请愿,网络上呈现出追加爆料与反驳接连不断的气氛。有人说"情况严重得多",也有反驳称"某些部队参加训练出动的人员不足编制的五分之三,因此需要严格的部队管理"。若是后者,则是严重的问题。古今中外,陷入集体道德风险的社会或军队实现发展并取得胜利的案例,从未有过。军内外流传着各种说法,但目前仍难以断言真相。只能等待军方内部调查的结果。
重要的是未来。最令人担忧的是:抛开国民请愿的是非不谈,指挥官变得畏缩、年轻官兵做出错误判断的可能性提高了。训练中流下的汗水与实战中的鲜血同样重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服役期缩短而可能下降的士兵熟练度,同样只能通过训练来提升。之所以尽量减少官兵整理花坛或干杂活,投入国民税金交由民间业者承担,也是为了专注于训练。训练和战备状态日益重要,而这次国民请愿却可能引发最坏的副作用。
在士兵把对训练的不满当作社会问题的氛围下,哪位指挥官还敢下决心开展高强度训练?此事的严重性并不仅限于指挥官与士兵、军队的问题,而是关乎社会的未来。身为罗马哲学家兼皇帝的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说:"人是为彼此而生的。"军队正是彼此的存在最为迫切的社会。一旦有人脱离战列,往往就会导致溃败。失去相互信任的军队,与怀有狼性的人们碎片化后彼此争斗、互相诽谤的野蛮社会没有区别。
难道没有办法吗?我相信有。问题与解法总是在同一处。答案在于"市民军队"。包含人权意识在内的市民军队的近代原型,出自18世纪的法国。以《少年维特的烦恼》声名大噪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92年在普鲁士一方观战瓦尔密战役后,颤抖着说:"今天,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在此开启。"看到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准备与整个欧洲作战的法国市民军队,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这样写道:"一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庞大军队再次出现了。"
克劳塞维茨之所以说"再次出现",是因为他视其为希腊市民兵的复活。苏格拉底及其弟子柏拉图和色诺芬都是市民兵。尤其是色诺芬把远征波斯的经历写成《长征记》,日后为亚历山大的东方远征注入了灵感。征服了自己所知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亚历山大,把由市民兵组成的希腊重装步兵方阵作为战力核心。美国战争史学者维克托·汉森在《杀戮与文明》中强调:"西方文明得以向世界扩散,其基础在于以市民兵制度为根基的军事优势。"没有市民军队传统的德国和日本最终在二战中败北,苏联也崩溃了。
军队与社会同行。社会健康,军队也健康。其反向命题部分成立,但根本上,围绕军队的病理现象与整个社会的浑浊并非无关。在四分五裂、事事对立的社会氛围中,终于出现了预备役士兵在网上攻击指挥官的事态。这是一场考验。无法克服的考验可能变成泥潭。既然问题已经暴露,我们就有责任将其作为打造强大而健康军队的契机。即便是尺蠖这样的微小生物,也要弯曲身体才能向前行进。如果能重塑为具备与21世纪相称的领导力和公民意识的官兵,那么考验反而是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