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扎克伯格在宿舍里创办的Facebook,企业价值被估为5000亿美元。定期用户高达23亿人。凭借出色的广告效果,它支配着在线广告产业的一极。但如今Facebook正受到监管机构、竞争对手以及个人信息保护倡导者的攻击。与此同时,增长势头也在放缓。公司的课题是在不损害现有商业模式的前提下,安抚批评势力。《财富》深入探究了这一无法达成的两难困境。
马克·扎克伯格想谈谈Facebook正在如何改变。
那是今年2月初的事。这位34岁的Facebook首席执行官坐在新建总部大楼(由弗兰克·盖里设计的综合园区,拥有约4400坪的屋顶花园和12米高的杉树)里一间玻璃隔断会议室的沙发上。扎克伯格以“一直以来聚焦的四大类别为中心”总结了Facebook的变化,并解释了公司在过去两年多的磨难中所面临的巨大批评背后的含义。他解释说:“第一个类别关于‘内容治理(Content Governance)’,有助于在言论自由与安全之间取得平衡。”接着他补充道:“第二个类别是关于‘数据隐私(Data Privacy)’的原则。在所有人都共享大量信息的世界里,它包含了对如何正确保护个人信息、如何把控制权交给用户的思考。”扎克伯格对其余两个类别解释称:“承认移动设备普及带来的过度使用时长副作用的‘数字健康与福祉(Digital Health and Well-being)’,以及‘选举廉正与防止干预(Election Integrity and Preventing Interference)’。”
主要话题是扎克伯格就Facebook造成的所有损害所作的致歉陈述。在建立起价值5000亿美元王国的过程中,他和公司取得了把老朋友与(确实是)新朋友连接起来的成绩。但他们也发现,自己无意中站在了从仇恨言论到个人信息泄露等争议的中心。扎克伯格想让外界知道他掌握着所有这些情况。他强调:“在处理这些问题时,Facebook正从被动方式转向提前预防的主动方式。”
一个月后,扎克伯格显然是在为致歉内容做预演。这位IT巨头与登上自由舞台前排练台词的喜剧演员别无二致。在事先多次预告的Facebook 3月初的帖文中,扎克伯格宣布“公司将构建对个人信息保护友好的新消息产品”。即把(多人参与的)“城镇广场式对话”转变为类似(少数人参与的)“客厅式对话”的方式。他表示:“人们将拥有简便、亲切的对话空间。在那里他们对与谁交谈拥有明确的控制权。同时他们将相信,任何其他人都无法窥看他们分享的内容。”也就是说,他们将拥有一个与现有Facebook完全不同的新对话空间。
对Facebook而言,改变是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公司显然在为解决问题付出巨大努力。例如,新招聘了数万人力来监控内容。但另一方面,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仍将坚持过去十余年取得辉煌成功的方式:即维持为需要营销的客户公司的利益,收集并流通23亿用户数据的“发布平台(Publishing Platform)”(这帮助Facebook去年实现了560亿美元的营收新纪录)。当然,公司也可能改变。但在找到替代商业模式的方法之前,它的重点仍是维持现有方式。因为过度变化反而可能危及现有业务。
Facebook之所以要调整商业模式,是因为形势比许多人认识到的更严峻。公司必须应对当前监管机构的调查。不仅如此。更大的问题是Facebook的核心业务正相当停滞。潜在致命的监管与更激烈的竞争也同时袭来。被广泛称为Facebook Blue的旗舰产品,尤其在年轻用户中人气渐冷。而在带来巨额营收的发达国家,用户增长势头也在放缓。当然,与同等规模的公司相比,Facebook 2018年营收仍以35%的惊人速度增长。但这一增长率也反映出陡峭下滑的趋势。实际上2016年和2017年分别增长了54%和47%。据标普全球数据,华尔街预计营收增长率今年为23%,2020年为21%,将持续下降。
扎克伯格没有直接提及公司营收的下滑。相反,他说正在制定“双轨战略”。即在维持Facebook现有产品的同时,通过支付和电子商务等新服务谋求新的营收。他表示:“我们正努力构建所有人都能使用的服务”,“在这方面最好的办法是提供‘低价、尽可能免费的服务’,并用Facebook的收益来源广告业务来承担这些成本。”记者问扎克伯格,如何把他对个人信息保护和小规模沟通的新关注与商业联系起来。但他回答“很难确切地说”。因为他还不清楚,或者还没准备好说(他的“三月宣言(March Manifesto)”没有具体内容)。他强调:“用户想知道他们的信息如何被使用,也想拥有对这些信息的控制权。那是理所当然的事。”而Facebook计划为了把这样的控制权交给用户而构建产品。扎克伯格解释说:“我感到有必要这样做。”
“这里面哪个是西兰花,哪个是大麻?”
Facebook首席技术官(CTO)迈克·施罗普弗指着自己笔记本电脑上并排显示的两张照片,请笔者区分“好的(The Good)”和“坏的(The Bad)”。无法给出明确答案。因为两张照片都确实看起来像大麻:绿叶密布,花蕾细小,覆盖着像头发一样的瘤状物或者可能是霉菌一类的东西。最后,笔者凭着一点粗浅的知识猜测:“左边是大麻吗?”施罗普弗像是表示正确地点了点头。
这个例子很好地展示了Facebook如何利用技术、具体说是AI来谋求改进。施罗普弗解释说:“AI比人类更准确”,“Facebook的AI有93.77%的确信度认为左边的照片是大麻,有88.39%的确信度认为右边的照片是西兰花。”他接着自豪地表示:“也比人类快得多。你花了超过1秒才答对,而我们的AI技术能在一亿分之一秒内得出这样的答案,每天可以计算数十亿次。”
Facebook解决问题时,人的参与也和计算机一样多。公司把内容审核员(Content Moderator)的人数增加到三倍。这些合同制员工监控新闻推送板块的帖文,相关岗位从2017年的1万个增加到今天的3万个。看组织图的上层,可以了解到Facebook一直在努力招聘和调配信息专家。他们解决与用户接触到的信息相关的具体问题。曾任Facebook法律顾问的莫莉·卡特勒目前领导“战略应对(Strategic Response)”团队,每周向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汇报。公司公共参与(Civic Engagement)负责人萨米德·查克拉巴蒂把他的关注点从“选民登记”转向“防止选举干预”问题。Facebook把曾一度独立运营的“安全与保安”部门的工程师重新调配,编入各个产品团队。
这些解决方案不是障眼法,而是真实的。但它们是为了单纯改进而非根本改变Facebook而设计的。Loup Ventures首席分析师吉恩·蒙斯特指出:“在Facebook上阻止恐怖分子的煽动行为,是迎合大众口味的形式主义”,“尤其与Facebook处理用户数据这一更敏感问题的情形相比更是如此。他们喜欢只谈那些容易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Facebook主张,除了无意中放行的“坏人”之外,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改进的问题。相反,公司坚持认为,(尤其是大众)如果能更好地理解公司的广告商业模式,争议就会减少。关于如同Facebook“神圣三位一体(Holy Trinity)”的“用户信息”“广告主付费”和“免费内容”,桑德伯格坦言:“这是我们业务的核心,也是(向大众)最难解释的部分。”
桑德伯格与扎克伯格在同一栋楼里工作。她的会议室里贴着一句话:“只要好消息(Only Good News)”。这句话或是对她想从来访者那里听到什么的讽刺玩笑,或是最能说明公司愿望的例子。她和扎克伯格强烈否认Facebook向广告主“出售”用户数据的说法。公司允许的是代替广告主精准锁定(他们想要的)匿名用户。然后,Facebook和支付广告费的客户公司便可通过这些数据获取收益。桑德伯格解释了公司不放弃(或确实无法放弃)用户数据的理由:“这一切实而本质的‘广告业务’模式,比任何东西都更强大、效果更出色。”而且Facebook把自己的商业模式视为对所有人有利的“双赢”。“这比以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订阅费形式销售要好得多。如果转为付费服务,就不可能拥有27亿服务用户。使用我们服务的许多用户连1美元都难以支付。”
无论大众能否支付在线服务费用,Facebook都面临着贫富差距这一两难。公司的增长发生在贫穷国家,而收益产生于富裕国家。去年整体用户数增长9%。大部分增长率来自成熟市场以外的国家。Facebook公布,在美国和加拿大人均季度营收平均为35美元。这比在亚太地区所获金额多10倍以上。至少从财务角度看,公司增长更多发生在富裕国家而非贫穷国家反而有其副作用。Facebook在今年1月提交的年度业务报告(10-K)中表示,“预计未来的用户增长将主要集中在人均营收相对较少的地区”。桑德伯格公开表示并不担心这种趋势。她强调:“我们真的不会依据营收机会来确定国家和用户增长的优先顺序”,“我们希望连接所有人。”
(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的)地理组合问题只是困扰Facebook业务的诸多宏观问题之一。公司旗下的新兴企业Instagram(2012年以10亿美元收购)和WhatsApp(2014年以220亿美元收购)尚未创造出大的营收机会。不过Instagram正快速成长,尤其WhatsApp拥有庞大的全球基础。在全球范围内,WhatsApp用户数达15亿人。尽管如此,缺乏明确的商业模式是其短板。以Facebook.com起步的早期Facebook正在以积极的意义上消失。Stifel分析师斯科特·德维特在致客户的信中预测:“大部分增长正发生在Instagram。作为核心的Facebook营收增长率,明年某个时点可能仅为8%~9%”,“其他互联网企业的投资似乎会进一步增加。”
乌萨马·法耶德在2012年招募了两位法国博士参与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他们的任务是弄清Facebook对个人用户的购买行为了解得有多准确。当时的调查以这家拥有约10亿用户并持续成长的硅谷企业所掌握的数据为基础展开。
法耶德不是像随机抽样那样被随意挑出来的人。将近十年前,当时正走在成功道路上的互联网企业雅虎收购了他创立的数据挖掘/*译注:以大规模资料为基础发现新信息/初创企业DMX Group。此后他担任雅虎第一任首席数据官(CDO)。在法耶德任职期间,雅虎的广告业务从2000万美元猛增至5亿美元。他是基于用户行为的定向投放技法的先驱。目前担任Blue Kangaroo——一款专注于移动设备的个性化购物应用——首席技术官(CTO)的他,试图评估Facebook广告的效果(剧透提醒:无论过去还是现在,Facebook的广告都非常有效)。
从内部人士的视角看,法耶德担忧过多个人信息在网上被共享。因此他本人在Facebook上几乎没有留下数字痕迹。他在2006年Facebook允许青少年也可创建账号之后不久开设了自己的账号。但他几乎没有在自己的页面上写下详细的个人信息。法耶德没有参加任何群组,也不在别人的帖文下回复。虽然他与数千人成为“好友”,但大多不是经常联络的人。事实证明,Facebook对法耶德熟人的习惯掌握着充分的信息。因此除了推测法耶德会做出什么购买决定之外,它还能做更多的事。他表示:“经常有强烈的‘信号’劝我购物”,“比如‘朋友们可能会喜欢你想要的东西’之类。”
在法耶德开始研究数年后,随着数据量的增加,Facebook锁定消费者的能力也提升了。大部分追加数据由Facebook自行收集。这是通过Facebook Live和直播视频服务,或者Reactions——“点赞”按钮的升级版,用户可以对Facebook内容表达爱、悲伤、愤怒及其他情绪——等新功能的推出实现的(用户观看的视频以及对各种内容的反应,会向广告主提供关于他们的大量信息)。公司还从希望分享利益的第三方供应商那里收集各种其他数据。但随着第三方数据与自有数据混合,结果证明Facebook无法控制数据如何被使用。例如,政治咨询研究机构剑桥分析在收集和利用Facebook用户信息的过程中违反了Facebook的规定。/*译注:这是2018年初爆发的丑闻,剑桥分析被揭露未经会员同意收集并利用信息/
随之而来的余波使Facebook的信任度开始出现裂痕。连支付广告费、通过在该平台投放广告获得大量好处的广告主也转身离去。当Facebook决定排除第三方数据供应商时,失去的已不止是声誉。在线推广咨询公司WordStream的营销专家艾伦·芬指出:“他们相当于自掘坟墓”,“剑桥分析事件之后,Facebook的定向广告能力下降了。”
由于多种变化,Facebook的广告效率下降了。但即便如此,也并未严重到那种程度。因为有能力的广告技术专家知道把Facebook数据与第三方数据结合的方法。在线零售企业TechStyle Fashion Group的首席媒体官(CMO)劳拉·尤科夫斯基解释说:“当这些变化发生时,我们只需稍微调整方向就可以了。”
公司相信,恢复用户信任的一个方法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Facebook本身。其逻辑是:如果消费者理解广告如何运作,他们就会继续认可广告是Facebook体验中积极的一面。全球营销解决方案部门副总裁卡罗琳·埃弗森解释说:“消费者不理解数字广告如何运作。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Facebook宣传自身广告商业模式的方法之一,是让用户点击单条广告,从而能够理解这些广告为什么出现在他们面前。但(Facebook新推出的)“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个广告(Why am I seeing this?)”按钮无法看到具体理由。它只提供某家零售商想接触特定地区特定年龄段人群这种表面信息。Facebook仍在修改和完善“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个广告”功能。并称正在推进允许更大透明度和数据控制权的程序。例如,公司表示计划提供“清除历史记录(Clear History)”按钮。那是赋予用户删除Facebook活动记录的权限,就像网页浏览器软件多年来所做的那样。
得益于这些努力,正在发生足够的变化,而Facebook正在适应变化的说法也更有说服力。但Facebook只在做尽可能最小的适应。
如果Facebook做出更根本的变化,那不是因为它愿意,而是出于必须这样做的正当性。2020年,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州法将首次在加利福尼亚州生效。除非国会先行匆忙通过适用于全美的联邦法。所谓“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CCPA)”是即将对Facebook这类企业施加前所未有监管的最强有力法律之一。该法案将赋予消费者对其数据更多的控制权。因此他们可以看到网上什么信息被如何收集和使用。也可以对自己的在线信息按下“删除(Delete)”按钮。类似于某种Facebook的“清除历史记录(Clear History)”按钮,但其对象是整个互联网。
这是任何IT企业都不愿遵守的高强度监管法。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想要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他在2月中旬的州政咨文演讲中强调:“为去年在全美率先通过数字隐私保护法的州议会鼓掌”,“但加州消费者也应能分享由其数据创造的财富。”
纽森正在提议“数据分红(Data Dividend)”。也就是说,互联网企业必须向用户支付信息使用费。支持这类提议的不只是他。将参加2020年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等部分政界人士正要求Facebook这样的企业分拆公司。就目前而言,公司希望的最佳情形是联邦监管法比加州主导的州法更早生效。互联网业界希望联邦监管法最终比州法更宽松。
无论哪一种,即将到来的监管法都将对Facebook产生持续影响。公司已经在体验欧盟个人信息保护法(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的冲击力。这项新法聚焦于赋予欧洲消费者对其在线信息更多的控制权。因此企业在使用特定种类的数据之前,必须获得用户同意。若不遵守该法,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年营收4%的罚款。对Facebook而言,罚款可能就超过20亿美元。更糟的是,该法可能干预销售定向广告企业的运营方式。桑德伯格担忧地表示:“由于GDPR,欧洲有一定比例的用户不参与特定种类的定向广告。这样一来,这类广告的效果将进一步减弱。”换言之,包括Facebook在内的互联网产业已经在欧洲经历营收下降。
监管变化将呈现累积效应。市场调研机构eMarketer首席分析师黛布拉·阿霍·威廉姆森分析称:“从历史上看,广告主使用Facebook的理由是庞大的用户数和极为具体的定向广告能力”,“这种能力因GDPR而开始削弱是事实。”包括华盛顿特区在内的全球范围内类似举措将加速“这一过程”。Stifel的斯科特·德维特指出:“Facebook管理层努力让自身业务长期内不受负面影响。结果却制造出太多的敌人——政界人士、监管机构、IT领袖、消费者以及员工。”
当然监管不会一夜之间推出。但竞争对手已经在挖掘Facebook的弱点。除了最大对手谷歌之外,公司首次面对具有生存力的竞争者。拥有关于消费者购买行为压倒性数据的亚马逊,以及最近突破10亿下载量——许多用户比Facebook的年长用户年轻得多——的音乐视频应用TikTok等最具代表性(在年轻人中受欢迎,难免招致反感。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最近以TikTok违反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法为由处以570万美元罚款)。由于这一切,Facebook正经历陌生的新世界集团:增长势头放缓,而稳定带来营收的核心产品(广告业务)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审查。同时,阻碍迅速创新的障碍仍在不断增加。
要讲述今天Facebook的苦难,就必须审视过去的苦难。同时也要看,比年龄更显明智的企业家马克·扎克伯格在处理那些困难的过程中,持续证明了什么。他在公司初创期拒绝了出售要求(雅虎2006年出价10亿美元)。他也承受了用户对Facebook各种设计变化的愤怒。他在2012年成功地把Facebook从桌面PC网页程序转向移动应用(这是一项必须彻底重组开发流程的大规模工作)。
Facebook已经在环游世界寻找用户。为公司带来最多收益的市场已经饱和。因此现在需要探索更多赚钱的方法。如果自动删除的私人消息或照片是未来的大势,Facebook也会去做。扎克伯格简单提到了公司新产品必须经历的痛苦变化。他说:“我一直以这样的信念经营公司:即使成本更高、盈利性更低,随着时间推移也会找到更好的商业模式”,“但即使需要时间,一旦找到正确的商业模式,就会有助于构建更强大的社区。”不要误解。扎克伯格并不是指为用户、社会或律师的“更强大的社区”。他指的是为Facebook的“更强大的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