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能源资源室曾是年轻事务官中的热门部门,甚至被视为“精英科长”必经的一道关口。旗下有着营收以万亿韩元计的大型能源国企,更重要的是,能左右国内电力产业政策的自豪感,使其成为受青睐的部门。
但如今却成了被回避的对象,原因是它站在文在寅政府推进的脱核电政策最前线。产业通商资源部一位事务官说:“能源方面需要应对的业务多,是非也多,气氛上大家都想回避”,“反倒是以前不受欢迎的通商等国际业务人气见涨。”一位产业通商资源部出身的前官员表示:“最近见到后辈们,发现他们根本不想去能源领域”,“因为是非本来就多,而且日后自己的业务可能会随政权更替而被给出不同评价。”
◇公务员不安加剧……“不动才是上策”=公务员社会正在冻结。这是文在寅政府上台后,经济社会影响力巨大却未经检验的政策以强推方式推进所带来的结果。最低工资急剧上调、每周52小时工作制、脱核电、放宽管制、劳动政策等都是代表性例子。未考虑现实中如何运作的政策在政权层面被速战速决地推进,副作用层出不穷,公务员的不安随之加剧。政府成立仅两年,各类政策的反效果开始显现,他们更加畏缩。
两年间最低工资暴涨29.1%,小微自营业者接连崩塌,低收入家庭的劳动所得倒退,收入分配恶化至最差。在缺乏充分对策的情况下贸然引入的每周52小时制,引发了“公交大乱”。这些政策都是现政权的国政课题,但越来越多人认为,一旦负责相关业务,在下一个政权可能遭受不利。也就是担心政权更替后会被打上“积弊”的烙印。
因此,索性回避核心部门的气氛正在扩散。这与谋取要职、向上攀升的公务员社会运作机制恰恰相反。社会类部门一位局长级人士说:“出现争议时干脆不在岗位上,去海外进修或外派,可能对自身更有帮助。”这位人士还说:“那就是官运。”
一位一级出身的前官员惋惜地表示:“就算当过部长、次长,政权一换不也被调查、被拘留了吗”,“不出头、尽量干得久一点的气氛,在本届政府确实变强了。”
◇不满照旧……“我们是执政党和青瓦台的外包商吗”=在文在寅政府任期尚未过半之际,公务员的不满与不安一样日益加深。这是青瓦台和执政党主导制定主要政策、政府被牵着走的模式反复出现所产生的一种自愧感与疲劳感。普遍评价认为,青瓦台的政策影响力之强,前几届政府无法相比。比职业公务员更具亲政权倾向的“偶然公务员”,不仅出任青瓦台首席秘书官,还遍布要职行政官层级。各类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设立,政府部门早已被挤到后排。经济部门一位科长级人士抱怨说:“各种委员会一设立,政府就只剩收拾善后。”
韩国企划财政部税制室的业务要求高度专业性,但如今常常受政界挤压。当初缩减劳动所得税免税者的方针无影无踪,只推进了政权层面针对大企业和高收入者的“镊子式增税”。证券交易税下调也是在执政党强力推动下最终得以实施。这正是事务官级公务员发出“政府部门是政策外包商吗”这种不满的原因。
社会类部门一位人士满腹不满地说:“青瓦台政策室长金秀显与共同民主党院内代表李仁荣的对话中说‘(公务员们)做了很多奇怪的事’,这不就是把公务员当奴仆看吗?”这位人士还提高声调说:“把录音仔细听一听,他说的不是‘他们自己之间’,而是带轻蔑口气的‘那帮人自己之间’。”
担责的事推给政府,真正的权限却微乎其微。经济部门一位局长级人士说:“出台政策时,涉及修法的事项必须经过国会,所以会尽量回避。”意思是只改动政府层面可推进的施行令、施行规则。另一位人士倾诉说:“从青瓦台和执政党下来的政策课题性质太过明确,主管者可选择的政策空间十分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