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韩国国民年金目前缴纳9.9%的保费,领取参保期间平均收入的24%作为年金(收入替代率)。由于舆论认为收入替代率过低,社会达成共识将其提高至33.3%,保费率也一次性提高到11.9%。当然也附加了可以进一步上调保费的条件。相比之下,我国缴纳9%,却可领取平均收入的44.5%(参保40年者,2028年降至40%)。这是比加拿大缴得少、领得多近一倍的结构,现在就已不具可持续性。然而政府却以‘强化老年收入保障’为名,推进收入替代率45%、保费率于2021年提高至10%、2026年11%、2031年12%的方案。也就是说,比加拿大晚10年才收取同等水平的保费,年金却要多给1.36倍。”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委员尹锡明批评称:“现行国民年金制度和政府的改革方案,只是把巨额年金支付负担转嫁给后代”,“以强化老年收入保障为名推动提高收入替代率,等于把应通过雇佣劳动、福利政策解决的问题推给国民年金。”
尹研究委员强调,应在兼顾国民年金制度可持续性与参保者接受度的前提下上调保费。他解释说:“外界误解国民年金制度发展委员会建议将年金保费率提高至17.2%”,“我们把可上调保费的底线定为13.5%,并向政府建议分10年逐步上调。”
-保费率须提高至17.2%的说法是如何出现的?
△若要不给后代造成负担,确有必要提高到17.2%,但考虑到参保者的接受度,只上调到13.5%,剩余相当于3.7个百分点的部分,则通过引入“自动稳定装置”来解决——即随着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和年金领取期限延长,相应削减每月领取的年金,以促进国民年金的财政稳定,此处存在一些误解。瑞典、芬兰、德国、日本等国已在实施。由于大幅提高保费困难,我国也有必要顺应这一国际趋势。
-什么是自动稳定装置?
△各国略有不同,以芬兰为例,随着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将每月领取的年金额乘以预期寿命系数,按一定比例削减。同时并行推迟领取年金的年龄(1975年出生者为66岁2个月,2000年出生者为68岁1个月)。就预期寿命系数而言,在原有制度下应领年金额上分别乘以2015年0.972、2030年0.909、2065年0.860、2085年0.848,即为实际领取的年金额。为防止年金额过度下降,还设有预期寿命系数下限。若活到平均预期寿命,至死亡时领取的年金总额不会减少。相反,我国国民年金、公务员年金等,无论全体受领者比当初预期多活5年还是10年,每月领取的年金额都不受影响。平均寿命和年金领取期限越长,对受领者越有利,但对年金基金财政构成巨大负担。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国民年金收入替代率是多少?
△平均约为41%。韩国以参保40年为标准,今年为44.5%,与缴纳19%左右保费的德国的48%(2030年降至40%出头)接近。我国保费率不到德国的一半,但收入替代率与德国相近。当然,由于非正规职、退休早于法定退休年龄者比重高,且国民年金历史短、平均参保期间短,实际收入替代率和平均年金额偏低。德国参保40年左右者多,名义与实际收入替代率差距小。尽管如此,其平均年金额折合我国货币约为每月120万韩元。认为德国等发达国家提供丰厚年金,是一种幻想。公务员、军人、私立学校教职员年金领取过多年金,也造成较大的相对被剥夺感。
-有批评指出,韩国保健福祉部与国民年金财政测算委员会去年8月发布的第四次财政测算建立在过于乐观的预测之上。
△其基于乐观的总和生育率预测(2030年1.32人、2060年1.38人)。但去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0.98人。测算期限也只有70年,短于日本的100年和美国的75年。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ILO)建议将可评价一个人一生的期间作为财政测算期限。第四次国民年金财政测算假设2088年平均寿命为93岁。因此至少应以90年为视野进行财政测算。政府称长期财政测算困难,但那只是借口。由于测算期限短,即便生育率降至0.86,国民年金基金耗尽的时点也没有太大差别。
-第四次财政测算以Statistics Korea2016年的未来人口推算为基础。Statistics Korea今年3月新发布了“2017~2067年未来人口特别推算”,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预计对国民年金财政的负面影响较大。
△总人口将比原推算提前3年、自2029年开始减少,决定年金受领者人数的老年人口比重接近40%的时点也提前7年至2051年。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50年后将减至现在的一半水平,意味着每100名生产年龄人口需抚养的老年人口比率的老年抚养比,将从2017年的18.8人升至2067年的102.4人,增至5.5倍。若工作缴纳保费的人减少、需领取年金的人激增,国民年金基金将更快耗尽,或在耗尽后转为征收方式时,未来一代须承担的保费率(第四次财政测算为2060年26.8%、2088年28.8%)也很可能超过30%。
-政府方案是同时提高国民年金保费和收入替代率,几乎没有稳定年金基金财政的效果。也有批评认为这很可能加剧老年收入两极化。
△据OECD数据,以2015年为准,我国正规职劳动者的国民年金受领率为97.6%,非正规职仅为48.2%。为提高收入替代率所需幅度的国民年金保费上调,好处会集中于收入较高、就职于稳定职场的劳动者,并很可能因保费上调不足而将年金基金财政负担转嫁给后代,还可能导致劳动收入两极化演变为老年收入两极化。
-要缩小国民年金盲区、延长平均参保期间,应当如何做?
△为使更多弱势群体参加国民年金,有必要将保费支援对象由现行的低收入职场参保者扩大至自行全额负担保费的特殊劳动者和低收入自营业者。政府应带头以职务工资为中心改革薪酬体系,使人们能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龄60岁、进而到65岁并缴纳保费。
-上调保费后,作为“中等收入以上参保者所缴保费与年金总额之比”的收益比必然下降。
△因此有必要强化国民年金的收入比例性质。目前在计算每月领取的年金额时,取“本人参保期间平均收入(A值)+全体参保者平均收入(B值)”的平均值,收入比例要素与收入再分配要素对年金额的影响为五比五。有必要改为75比25,以强化收入比例年金的性质。
-我国规定向65岁以上老年人中的70%以税金支付基础年金。发达国家情况如何?
△各国制度多样,芬兰约有43%的65岁以上老年人领取基础年金(全额者为7%)。直到1993年还有93%全额领取基础年金,但后来改为根据国民年金领取额递减的方式。
-基础年金改革方案同样以一律上调为重点。
△向收入后70%人群支付同等金额的方式,只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难以解决老年人收入与贫困的两极化。OECD也提出政策建议,减少基础年金对象、向弱势群体支付更多给付。要实现强化老年收入保障这一本来目的,就应让更多弱势群体参加国民年金并享受国民年金的待遇。
-考虑到我国财产中不动产占比较大的现实,要求改变65岁以上老年贫困率测算标准的呼声正在增大。
△政府目前以“收入低于中位收入(按收入排序时处于正中间的收入)50%的老年家庭比率”作为老年贫困率标准。该比率为46.5%,在OECD成员国中最高。但在资产中不动产占比很高的情况下,仅计算公共年金、劳动收入等来计算老年贫困率,可能产生错觉。也有研究结果显示,若假定老年家庭以其持有的住房、农地等为担保领取住房年金、农地年金,贫困率将降至29.3%。65岁以上老年人中有77%拥有住房。有必要通过系统调查,考虑向真正贫困的老年人多支付基础年金的方案。/jael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