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侦查机关等隐瞒已被选任为辩护人、进行“秘密辩护”而被查处并受到惩戒的律师中,半数以上出身检察官。
此外,利用共同任职经历等人情关系承接案件而受惩戒的律师中,半数以上出身法官。在全部惩戒案件中,检察官、法官出身者约占四分之一,有观点指出公职退任者的“道德风险”十分严重。
23日,本报独家从大韩律师协会获得的“2009年1月~2019年3月律师惩戒委员会惩戒决定现况”资料分析显示,以被称为秘密辩护的“未提交辩护人选任书等的禁止辩护”条款受惩戒的全部28件中,有15件(54%)为检察官出身。纯律师出身12件,法官出身1件。这意味着检察官出身律师通过秘密辩护在检方侦查阶段非正式施加影响力的现象相当普遍。因秘密辩护引发社会争议的代表人物有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出身的国会议员崔教一、检察长出身的前律师洪滿杓。
检察官出身者较多的另一惩戒事由是“承接限制”。总计51件中检方出身占23件(45%)。这违反了律师法关于公职退任后一年内不得承接原任职地管辖案件的条款。法曹伦理协议会会长河昌佑表示:“承接限制在协议会调查中100%会被查出,却仍不断出现违反者”,“退任后不久‘前官效力’正盛时承接案件可获得上亿韩元代理费,似乎因此宁愿承受相当于罚款水平的惩戒也要进行秘密辩护”。
法官出身者中,“禁止宣传人情关系等”的惩戒最多,9件中占6件。公判与侦查不同,无法进行秘密辩护,因此公然强调与审判部的校友关系、共同任职经历来承接案件。另外,“公职退任律师承接资料提交义务违反”21件中有13件为法官出身。他们因税金等原因被怀疑故意减少申报件数,原因正在于此。
特别是过去10年间全部律师惩戒件数(699件)中,检察官、法官出身的前官律师惩戒件数为169件,占总数的24.2%。检察官出身92件(82人),法官出身77件(63人)。最新法律事务所代表律师崔胜载表示:“似乎存在委托人认为检察官、法官出身的前官有助于案件处理的需求”,“但必须注意,并没有实证统计表明把案件交给前官律师就能按委托人的期望处理”。
有观点指出,此类法曹腐败存在大量未浮出水面的“黑数犯罪”,侦查机关应积极加以查处。但据韩国法务部显示,法曹腐败查处成绩从2016年的481人大幅下降至2018年的83人。此前检察总长文武一曾表示将在去年4月前设立法曹腐败侦查团,但因“Druking”特别检察官、司法弄权侦查等接连而至,实际上未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