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当地时间)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公布的“最有价值企业品牌”排名中,Samsung Electronics位列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Facebook、可口可乐之后,排名第七。若剔除美国企业,三星集团位居世界第一。尽管面临尖锐的美中贸易争端、Samsung Biologics会计争议等不利因素,其品牌价值(531亿美元)仍上升了11.5个百分点。这足以体现三星集团地位的提升。尤其是财界正关注李副会长近来明显频繁的动向。财界一位高层人士表示:“我认为这是‘产业剧变期不能再有丝毫延误’的紧迫感所致”,“李副会长在发掘未来新兴产业、开展全球经营等方面,似乎比以往快得多”。
眼下,不少评价认为李副会长的海外出差与三星集团的未来蓝图紧密相关。事实上,三星集团在去年3月李副会长回归经营一个月后的欧洲出差结束后,便宣布构建人工智能(AI)网络。在中国深圳,他相继会见了电动汽车企业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以及堪称“信息技术(IT)崛起”领军人物的华为董事长任正非、小米董事长雷军等,全面审视了汽车电子及存储半导体业务。从这一脉络看,去年8月三星集团公布的四大新兴产业选定第五代(5G)、AI、汽车电子、生物等领域也属理所当然。在投资长期低迷的背景下宣布10年133万亿韩元的巨额非存储半导体投资,并为攻占已成技术霸权战场的5G市场而接触NTT DOCOMO等日本通信企业首席执行官(CEO),若没有李副会长也难以期待。特别是随着日本加入反华为阵营,三星集团扩大通信设备市场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财界一位高管评价称:“对日关系恶化不是连业务都可能受冲击吗”,“出身庆应大学、并承接了父亲(李健熙会长)日本人脉的李副会长,不仅在扩大三星集团业务,也在为化解恶化的对日关系发挥某种报国行动和民间外交官的作用”。
李副会长的经济外交同样引人注目。近15个月里,他先后六次会见海外首脑级人士。去年6月在印度诺伊达的智能手机工厂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今年2月在华城半导体工厂会见阿联酋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在印度市场,今年第一季度“Galaxy手机”在四个季度后重夺高端手机第一的位置。电子业界一位人士表示:“掌门人到访海外工厂,鼓舞士气的效果立刻显现”,“三星集团智能手机业务因整体市场低迷而艰难,正是在此时访问印度,员工们应会更加奋发”。
李副会长回归经营一线后着手解决积压难题,也格外突出。去年了结白血病问题,并将近8000名Samsung Electronics服务合作公司员工转为正式员工。在解除循环持股链条等治理结构改革方面也有进展。这些都是需要大股东层面决断的议题。
财界认为李副会长的作用必不可少。一家经济团体的高管强调:“业务变化剧烈,以至于有人说产业格局正在改变”,“只有李副会长作为大股东掌舵经营、发挥领导力,才会对三星集团乃至国家经济都是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