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韩国国民年金目前缴纳9.9%的保险费,可领取参保期间平均收入的24%(收入替代率)作为年金。由于舆论认为收入替代率偏低,社会各界达成共识,将其提高至33.3%,保险费率也一次性提高至11.9%。当然也附加了可以追加上调保险费的条件。相反,我国缴纳9%,却可领取平均收入的44.5%(参保40年者,2028年将降至40%)。少缴费却多领近两倍,这种结构现在就已不具可持续性。然而政府却以‘强化老后收入保障’为名,推进收入替代率45%、保险费率于2021年提高至10%、2026年11%、2031年12%的方案。也就是说,比加拿大晚10年才收取同等水平的保险费,却要多发1.36倍的年金。”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委员尹锡明批评称:“现行国民年金制度和政府的改革方案只是把巨额的年金支付负担推给后代”,“以强化老后收入保障为名推进提高收入替代率,等于把应通过雇佣劳动和福利政策解决的问题推给国民年金。”
尹研究委员强调,上调保险费需兼顾国民年金制度的可持续性以及参保者等的接受度。他解释说:“有人误以为国民年金制度发展委员会建议将年金保险费率提高到17.2%”,“我们把可上调保险费的底线定为13.5%,并向政府建议在10年内分阶段上调。”
——保险费率须提高到17.2%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若要不给后代造成负担,确有必要上调至17.2%,但考虑到参保者等的接受度,只上调至13.5%,相当于3.7个百分点的其余部分则通过引入‘自动稳定装置’来解决,即随着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和年金领取期间延长,相应削减每月领取的年金,以谋求国民年金的财政稳定,此前存在一些误解。瑞典、芬兰、德国、日本等国已经实施。由于大幅上调保险费很困难,我们也有必要顺应这一国际趋势。
——什么是自动稳定装置?
△各国略有不同,以芬兰为例,随着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每月领取的年金额乘以预期寿命系数,按一定比例削减。同时推迟领取年金的年龄(1975年出生者为66岁2个月,2000年出生者为68岁1个月)。就预期寿命系数而言,在原有制度下领取的年金额乘以2015年0.972、2030年0.909、2065年0.860、2085年0.848,即为实际领取的年金额。为防止年金额过度下降,还设有预期寿命系数的下限。若活到平均预期寿命,到去世时领取的年金总额并不会减少。相反,我国的国民年金、公务员年金等,无论全体受领者比当初预期多活5年还是多活10年,每月领取的年金额都不受影响。平均寿命和年金领取期间越长,对受领者越有利,但对年金基金财政则是巨大负担。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国民年金收入替代率是多少?
△平均约41%。韩国以参保40年者为标准,今年为44.5%。与缴纳19%左右保险费的德国的收入替代率48%(2030年降至40%出头)相近。我国的保险费率不到德国的一半,但收入替代率与德国相近。当然,由于非正规就业者、在退休年龄前离职者比重高,且国民年金历史和平均参保期间较短,实际收入替代率和平均年金额偏低。德国参保约40年者众多,名义与实际收入替代率之间差距较小。即便如此,其平均年金额折合我国货币约为每月120万韩元。认为德国等发达国家发放丰厚年金,只是一种幻想。公务员、军人、私立学校教职员年金领取过多,由此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也很强。
——有人批评韩国保健福祉部和国民年金财政推算委员会去年8月发布的第四次财政计算建立在过于乐观的预测之上。
△其基于乐观的总和生育率预测(2030年1.32人,2060年1.38人)。但去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0.98人。推算期间为70年,短于日本的100年和美国的75年。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ILO)建议将可以评估一个人一生的期间作为财政推算期间。第四次国民年金财政计算假定2088年的平均寿命为93岁。因此至少应展望90年进行财政推算。政府称长期财政推算困难,这只是借口。由于推算期间短,即便生育率降至0.86,国民年金基金耗尽的时点也没有太大差别。
——第四次财政计算是以Statistics Korea2016年的未来人口推算为基础的。Statistics Korea今年3月新发布了‘2017~2067年未来人口特别推算’,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预计对国民年金财政的负面影响将很大。
△总人口将从比原推算提早3年的2029年开始减少,决定年金受领者人数的老年人口比重逼近40%的时点也提前7年至2051年。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50年后将减少至目前的一半水平,意味着每100名生产年龄人口需抚养的老年人口比率的老年抚养比,将从2017年的18.8人升至2067年的102.4人,增长5.5倍。如果工作缴费的人减少、需领取年金的人激增,国民年金基金将更快见底,或在耗尽后转为征收式时,未来一代须承担的保险费率(第四次财政计算为2060年26.8%、2088年28.8%)很可能超过30%。
——政府方案是同时提高国民年金保险费和收入替代率,几乎没有稳定年金基金财政的效果。也有批评认为很可能加剧老后收入两极化。
△据OECD统计,以2015年为准,我国正规职劳动者的国民年金受领率为97.6%,而非正规职仅为48.2%。为提高收入替代率所需程度的国民年金保险费上调,其好处会集中于收入较高、就职于稳定职场的劳动者,并很可能因保险费上调不足而把年金基金的财政负担转嫁给后代。还可能导致劳动收入两极化演变为老后收入两极化。
——要缩小国民年金的盲区并延长平均参保期间,应该怎么做?
△为使更多弱势群体参加国民年金,有必要将保险费支援对象从现行的低收入职场参保者扩大到自行全额负担保险费的特殊形态劳动者和低收入自营业者。政府应带头以职务工资为中心改革薪酬体系,使人们能工作到退休年龄60岁,进而到65岁并持续缴纳保险费。
——上调保险费后,作为‘中等收入以上参保者所缴保险费与年金总额之比’的收益比必然下降。
△因此有必要强化国民年金的收入比例性质。现在计算每月领取的年金额时,取‘本人参保期间平均收入(A值)+全体参保者平均收入(B值)’的平均值。收入比例要素与收入再分配要素以50比50影响年金额。有必要将其改为75比25,强化收入比例年金的性质。
——我国规定用税金向65岁以上老年人中的70%发放基础年金。发达国家的情况如何?
△各国制度多样,芬兰约有43%的65岁以上老年人领取基础年金(全额为7%)。直到1993年还有93%的人领取全额基础年金,后改为根据国民年金领取额递减的方式。
——基础年金改革方案同样以一律上调为重点。
△向收入后70%人群发放相同金额的方式只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难以解决老年人收入与贫困的两极化。OECD也提出政策建议,要求减少基础年金对象、向弱势群体发放更多给付。要实现强化老后收入保障这一本来目的,就应让更多弱势群体参加国民年金并享受国民年金的待遇。
——考虑到我国财产中房地产占比很大的现实,要求改变65岁以上老年贫困率测算标准的呼声日益高涨。
△政府目前以‘收入低于中位收入(按收入排序时处于正中间的收入)50%的老年家庭比率’作为老年贫困率标准。该比率为46.5%,在OECD成员国中最高。但在资产中房地产占比很高的情况下,仅计算公共年金、劳动收入等来计算老年贫困率可能产生错觉。也有研究结果显示,若假定老年家庭以其持有的住宅、农地等为担保领取住宅年金、农地年金,贫困率会降至29.3%。65岁以上老年人中有77%拥有住房。有必要通过系统调查,研究向实际贫困的老年人多发放基础年金的方案。/资深记者 林雄在 jael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