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企业与顶级企业略有不同。如果前者只是在营收或市场份额等数值业绩上领先,那么后者还在此基础上兼具社会影响力、知名度、市场波及力等无形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韩国代表性企业的Samsung Electronics,已不只是一流企业,称其为全球顶级企业也不为过。在今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评选的“2019年全球50大创新企业排名”中,Samsung Electronics位列谷歌、亚马逊、苹果、微软之后,排名第5。它与苹果、谷歌、微软等声名显赫的全球巨头有时结为伙伴,有时成为对手,展开合作与良性竞争。
在韩国国内,说其几乎没有对手也毫不夸张。在营收、营业利润等业绩层面,Samsung Electronics在所有产业中都展现出压倒性的姿态。在《财富》韩国版与首尔大学经营研究所连续9年评选发布的“财富韩国500强企业”排名中,Samsung Electronics从未一次让出第一的位置。至少在未来数年内,目前的态势极有可能延续。
自然而然,将引领Samsung Electronics乃至整个三星集团未来的领导者——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李在镕也备受关注。李在镕副会长是无人能否认的财界顶级领袖。有人甚至称他为“经济总统”。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三星这家公司在韩国经济中的象征意义之大。
那么,李在镕副会长究竟是怎样的人?他能否像先代会长李秉喆、会长李健熙那样,引领三星集团的成长并书写光明的未来?《财富》韩国版聚焦韩国产业界的实质性领导者、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李在镕。
2015年,韩国因中东呼吸综合征、即所谓“MERS事件”而陷入巨大冲击。当时的MERS实际上是彻底摧毁国家防疫体系的一大事件。如今国家防疫体制改编、早期预警扩大等事前预防体系相对完善,但当时并非如此。前所未有的MERS感染恐慌蔓延至韩国社会各个层面,国民只能在不安中战栗。尤其是一些机构和医院,难以摆脱未能阻止MERS感染与扩散的责任。它们受到媒体和国民的批评与社会谴责,其负责人不得不在国民面前低头致歉。
2015年6月23日,面临未能阻止MERS感染与扩散指责的三星首尔医院通知将召开紧急记者会。事实上,多数媒体对出席记者会的发言人并未特别关注。在普遍认为医院总负责人——院长将出面的情况下,媒体更关注三星首尔医院将提出的后续对策和道歉的程度。
但预想完全落空。出现在紧急记者会现场的发言人,正是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李在镕。当时他并非以“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而是以“三星生命公益财团理事长”的头衔出席记者会。
◆走到台前
李在镕“理事长”首先低头表达了谢罪之意。随后承诺防止再发并对医院进行大规模革新。他表示:“未能阻止MERS的感染与扩散,给国民带来巨大痛苦和担忧,我低头谢罪”,“正因为我们多少能理解患者及家属所经历的不安与痛苦,我们会负责到底,治疗患者。”
媒体和业界解读认为,李在镕副会长当时的记者会含有超越道歉的意义。首先,道歉文本身就被评价为极具说服力。当时正是李在镕副会长的父亲李健熙会长病榻缠身近一年的时期。“多少能理解患者及家属的痛苦”这句话,也可以看作是在提及一个儿子看着父亲与病魔抗争的心境。
此外,有说服力地提出国民和患者真正希望听到的防止再发承诺与方案,也是获得高度评价的原因之一。当时李在镕会长提及“增设负压病房”“疫苗及治疗药物开发与相关投资”等切实具体的方案,表明将持续推进医院革新的意志。
最重要的是,业界分析认为李在镕副会长本人的出现就具有重大意义。自2012年晋升为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以来,他仅维持家庭活动、观看Samsung Lions co., Ltd棒球比赛等极为有限的对外活动。而这样的他在媒体和国民面前露面的实际上首个正式场合,正是当时的记者会。
也有观点认为,当时与Samsung Electronics面临的不利处境相叠加,李在镕副会长是作为某种“救援投手”走到台前。财界人士A说:“当时Samsung Electronics的处境并不太好。首先雄心勃勃推出的智能手机Galaxy S6未能获得预期的好评,销量也不及此前系列。另外,美国对冲基金Elliott还对Samsung C&T与第一毛织的合并进行了阻挠。当时三星将合并理由说成扩充海外基础设施等经营战略,但实际上更大的原因是李在镕副会长的继承,这是人人都认可的事实。在这种双重困境下,李在镕副会长亲自露面发表道歉文,带来了超越道歉的效果。他们认为,若对与国民生活直接相关的MERS事件作出诚挚道歉,将有助于摆脱严厉目光和负面形象。结果效果超出预期。因为在恰当的时机出面承认错误、诚挚致歉,他本人与三星集团的形象也随之改善。可以说,‘道歉的人不是败者,不会好好道歉的人才是败者’这句俗语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
事实上,三星家的“向国民致歉”并非只有李在镕副会长采用过的战略选择。李健熙会长在2006年所谓“三星集团X档案”事件、2008年特检对三星集团的调查等舆论恶化之时,也曾亲自召开记者会低头致歉。特别是通过辞去会长职务(2008年)、捐出私产8000亿韩元回馈社会(2006年)等切实后续措施,正面突破危机。先代会长李秉喆在1966年糖精走私事件爆发时,同样向国民致歉并“暂时”退出集团掌门人之位。
或许正是因为李在镕副会长当时的记者会,如今三星首尔医院已转型为韩国国内拥有最完备急救设施与传染病应对体系的医院。首先新设“发热呼吸道诊疗所”,让疑似传染病的患者先在那里接受筛查诊断后再进入普通急诊室。另外,在MERS爆发一年后的2016年5月,开设了由2间重症监护室、6间普通病房构成的负压隔离病区,营造对传染病患者彻底隔离与集中治疗的环境。
尤其是在机场检疫所未能筛出的MERS患者被及早发现、通过迅速隔离与治疗阻断MERS感染等方面取得成果,切实发挥了防止MERS扩散的头号功臣作用。
如此,李在镕副会长首次出现在正式场合,在多方面都是对三星集团和他本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讽刺的是,他作为三星集团掌门人首次出现在正式场合的记者会当天,正是他的47岁生日(李在镕副会长资料上的生日为1968年6月23日)。据传他结束记者会后又悄悄前往三星首尔医院巡视现场,随后启程赴美出差——此前这趟行程曾被暂时推迟。无论从哪方面看,他的47岁生日对他本人、对三星集团80多年的历史而言,都是值得铭记的重要一天。
◆金汤匙第三代经营者?被低估的能力
李在镕副会长用时下的话说是“金汤匙”。而且不是镀金的金汤匙,而是用韩国最耀眼华丽的纯度100%黄金打造的金汤匙。但他并不是所谓风光的韩国前1%群体羡慕或嫉妒的对象。因为对韩国的1%而言,李在镕副会长和三星集团同样是无法企及的领域。
不过这里有不容忽视的一点。他天生是金汤匙,这是事实。但不能把作为领导者的素质、能力乃至业绩也一并归为金汤匙而加以贬低。李在镕副会长很早以前就踏实接受经营训练。与不得不在众多兄弟中挑选继承人的先代会长李秉喆不同,李健熙会长除长子李在镕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实际上被内定为继承人的李在镕副会长,可以说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接受成为“三星集团经营者”的训练。
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正是“祖父”先代会长李秉喆。据传李在镕副会长很早以前就在私下场合谈及自己的祖父,称其“是对我而言无人可比的老师,也是理应受到尊敬的经营者典范”。实际上,在升学面临专业选择时,李副会长受祖父影响选择了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系。据悉原因是祖父的建议:“经营到国外学也够了,但要成为理解人与文化的经营者,就需要学习人文学。”
此后李副会长走上了与父亲李健熙会长相似的路径。1991年以公开招聘第32期身份进入Samsung Electronics的李在镕副会长,随后赴日本留学,开始正式接受经营者训练。
他先后就读日本庆应大学,之后约5年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商学院学习。在美国生活期间,他还直接会见包括通用电气(GE)在内的美国顶尖企业会长,倾听现场鲜活的声音。这同样是三星集团规划的经营训练的一部分。李在镕副会长此后于2001年回归三星集团,踏实积累履历。他从Samsung Electronics经营企划组常务起步,历经专务、首席运营官(CSO)、社长,于2012年晋升为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
继承人训练既系统又严格。与希望在激烈竞争中甄别良材的先代会长李秉喆不同,李健熙会长早早为儿子李在镕副会长提供了稳定的位置,营造出能够专心接受继承人训练的环境。
有时这样的环境对李在镕副会长反而可能是一种负担。与从无到有创业的祖父、将其发展壮大的父亲不同,他所面对的三星集团已经位居一流企业之列。或许他不无担忧:自己可能会推倒先代筑起的高塔。
但即便在这样的重压下,他仍认真接受作为继承人的教育。据悉,他尤其努力踏实遵守李健熙会长提出的三点要求。当时李健熙会长提出的铁律是:▲每逢周末与高管一起运动 ▲对主要高层高管的情况细致记住 ▲遍访Samsung Electronics所有海外法人。
父亲的这些要求至今仍融入李在镕副会长的经营风格之中。实际上,据悉他对全球业务高度关注,一年中相当多的时间都在海外度过。
但对于他在接受继承人训练期间所证明的“业绩”,至今仍众说纷纭。无论是他就任Samsung Electronics社长时,还是以Samsung Electronics副会长身份实际走上经营前台时,情况都一样。他能否延续父亲和祖父展现的创新的三星集团,赞成与反对意见分歧。
然而,记者接触的多数三星集团专家都认为,绝不应低估李在镕副会长的能力。就此,记者见到的一位前三星集团人士讲述了非常有趣的说法,内容与社会上对所谓“经营世袭”“家族经营”的批评正面相对。“大多数人对李健熙会长把经营权交给儿子抱有反感。他们认为,仅因为是‘儿子’就把继承人位置给李在镕副会长,不过是财富世袭而已。但没有人能就‘李在镕不该成为继承人的理由’给出明确立场。有意见说理由是他还没做出业绩,但李健熙会长和先代会长李秉喆同样是在无数失败中反复成长起来的,所以这个说法说服力不足。重要的答案可以在三星集团的过去与现在中找到。三星集团的成长完全靠构成三星集团的所有成员的力量。但要把这些力量凝聚为一体,李秉喆、李健熙会长的领导力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李健熙会长作为第二代经营者没有做出业绩,第三代经营就没有正当理由,但在李健熙体制下三星集团成长为全球顶级企业。对公司战略有影响力的三星集团组织成员和三星集团的众多股东,都期待李在镕副会长发挥其父亲所展现的作用——即超越对职业经营人所期待的协同效应与能力的向心力作用。”
同时,他提到了李在镕副会长的首个事业、也是首个失败之作——三星集团的互联网商业平台业务“e三星集团”。e三星集团是李在镕副会长在接受继承人训练之前的2000年设立的互联网商业公司。这家以100亿韩元这一绝不算少的资本金起步的公司,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仅一年便销声匿迹。
李在镕副会长的失败足以引起好事者的注目。他在事业失败后立即回归常务一职,也曾引发争议。但部分专家指出,把作为李在镕副会长履历中“黑历史”的“e三星集团”仅仅聚焦于失败这一结果来看待,是有些牵强的。A说:
“李在镕副会长对e三星集团是有相当自信的。因为他在哈佛商学院学过计算机,也在美国见识了先进的互联网商业与电子商务。特别是互联网业务除自身力量之外,还具备与其他业务产生协同效应的特性。其中也有通过e三星集团发掘下一代增长点的意图。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部分是当时的时代潮流。随着互联网热潮兴起,人人都想跳槽到IT企业或自行创业,势头猛烈。三星集团也不例外。因为无数人才离开三星集团尝试创业。也有分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设立e三星集团是为了留住未来增长点IT领域的人才。总之,结果而言e三星集团本身没有做出成果。但我认为不能因此就怀疑和否定李在镕副会长的能力。因为先代会长李秉喆、李健熙会长也都是历经无数失败走向成功的。”
◆展现存在感
2014年5月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因急性心肌梗塞住院后,业界自然关注李在镕副会长的角色。因为他是唯一能够填补李健熙会长空缺的人物。但外界预测不会出现剧烈变化。主流观点认为,由于经营权是通过自然而渐进的世代交替来继承的,因此过程中不会出现大框架上的经营战略变化。
但局势的发展出人意料。2014年11月,Samsung Electronics宣布了规模达6000人的大规模结构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实施结构调整的事业部正是Samsung Electronics的核心部门“IM部门”。IM取自IT与移动(Mobile)的首字母,是牵引Samsung Electronics成长与业绩的核心部门。
IM部门的结构调整震动了韩国产业界。对这一决定背景的关注急剧升温也是理所当然。当然,寻找答案并未花太长时间。因为能够决定核心部门大规模结构调整的人,只有公司的最高决策者,即李在镕副会长一人。
“众所周知,人事权是最高决策者的专属权限。由此来看,当时的结构调整实际上等同于对内对外宣告李在镕副会长登上最高经营者之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时结构调整的方式。我们通常把结构调整理解为‘因内外部因素不得不裁减人力’。但当时Samsung Electronics的结构调整略有不同。因为其核心是把IM部门的6000名人力调往家电部门。这只能看作完全是最高经营者的战略选择。可以说,当时的结构调整体现了李在镕副会长将家电部门定为未来增长点、强化能力以与全球企业竞争的愿景。”
从结果来看,当时的决定被评价为“神来一手”。在被称为不可能再有剧烈技术进步的智能手机市场,Samsung Electronics凭借可折叠的“折叠屏手机”和武装了尖端技术的Galaxy系列智能手机,依然展现出独一无二的竞争力。
家电部门同样如此。它在白色家电市场确立了全球领导者地位,在每年举办的各类全球家电博览会上推出搭载创新技术的产品,正在夯实作为“先行者”而非“快速追随者”的地位。
李在镕副会长的挑战并未止步于此。在宣布IM部门结构调整不到一周后,他就公布了将防务部门子公司出售给韩华集团的所谓“大交易”达成。当时的大交易不仅给三星集团和韩华集团两家公司,也给财界带来了格局变动。这是1997年IMF外汇危机之后大企业之间规模最大的交易(约2万亿韩元),韩华集团借此一跃升至财界排名第9位。
当时围绕这笔大交易流传着诸多说法。分析两家公司利弊得失的报道接连出现。明确的事实是,当时因这笔交易立即迎来积极变化的是韩华集团。那么三星集团如何呢?事实上三星集团在当时的交易中既未获得巨大利益,也未遭受重大损失。尽管这是涉及数万亿韩元资金的大交易,当时三星集团的态度却极为平静。当时三星集团在交易消息公布后,除“战略性选择”一语外未作其他评论。
也有评价认为,这笔大交易同样带有浓厚的李在镕副会长“加冕礼”色彩。即其中隐含着摘掉继承人标签、向内外宣告他已登上能够推进如此规模大交易的地位的意图。
当然也有意见认为,这只是李在镕副会长为自李健熙会长健在时就一直延续的大交易讨论画上了句号。但重要的是,如果李在镕副会长没有决定权,这笔交易或许至今仍未达成、仍在漂流。
业界专家表示,通过一个月间发生的剧烈变化,可以谨慎地窥见李在镕副会长所构想的战略方向性,那就是“取舍与集中”。事实上,取舍与集中是整个商业界通用的说法。许多企业和经营者如今都在摆脱松散,通过“取舍与集中”谋求公司成长。
但三星集团的立场略有不同。在李秉喆、李健熙体制下,三星集团始终高喊“第一”。不是第一就毫无意义,因此三星集团所做的所有事业都必须无条件成为第一——这是引领三星集团成长的基石与精神。
曾负责Samsung Electronics品牌咨询的麦肯锡一位首席研究员这样谈到三星集团“第一主义”的本质:“说实话,与其他企业相比,很难找到Samsung Electronics特别出众的部分。在组织构成、人才、业务内容等方面也没发现明显差异。反而给人一种印象:组织设定的目标值相对于能力过高。一眼看去,客观上就是在提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奇特的是,尽管存在这样明显的制约,最终还是达成了那个目标。以专家立场看,达成目标本身在客观上看来是不可能的。我想,长期以第一为志向的组织文化,即所有人必须齐心协力朝第一迈进的团结心与协作精神,或许正是解释这一谜团的钥匙。”
但李在镕副会长的想法不同。他认为,像过去那样要在所有领域都拿第一,是不符合现实的战略。把擅长的做得更好固然重要,但对被选定为未来增长点的市场进行大胆投资从而成为第一,也是高效的做法。因此他决定重新确立三星集团的身份定位。
大框架上的变化并未止步于此。如果说“取舍与集中”浓缩了李在镕时代的变化,那么2016年推进的三星生命太平路总部大楼出售,则象征性地展现了李在镕体制的新起点。
太平路总部是在三星集团历史上具有极大象征意义的建筑。1961年收购东方生命(现三星生命)从而正式进军金融业的三星集团,于1984年在太平路地块竣工了办公大楼。此后30多年间,三星生命在太平路成长发展为韩国国内最大保险公司。出售这样一座已成为三星集团代表性建筑的太平路大楼,而且是财力充足的三星集团出售大楼,足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当然,当时的决定同样是依据李在镕体制“取舍与集中”战略作出的。实际上,看看太平路总部出售后子公司的搬迁情况,就会不禁点头。不仅出售了办公楼的三星生命,三星集团所有金融子公司全部集结到Samsung Electronics瑞草办公楼。以金融为纽带的所有子公司聚于一处,可以期待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
◆李在镕体制下三星集团的未来如何?
李在镕体制正式启动之后,三星集团遭遇了意料之外的难关。三星集团和李在镕副会长被卷入2016年爆发的朴槿惠政府干政事件。特别是有关经营权继承涉及非法行为的疑问被提出,最终李在镕副会长于2017年2月被拘留。
此后经过法庭交锋,李在镕副会长于去年2月获释。至今这一争议仍未完全化解。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有人说“没有李在镕副会长,Samsung Electronics也不会倒”。这话当然也有道理。三星集团各子公司的职业经营人体制已经稳固确立。业务能力也没有问题。实际上,在李在镕副会长被拘押的一年间,三星集团的业绩和股价也未出现大的负面变化。
尽管如此,三星仍需要李在镕副会长。严格来说,需要的不是职业经营人,而是“所有者”。三星集团此前能够成长为全球顶级企业的因素之一,正是稳固确立的“所有者领导力”。在迅速的决策、大手笔投资、为不在全球市场落后而制定的战略的中心,始终有作为所有者的李秉喆、李健熙。而目前在三星集团能够展现所有者领导力的人物,只有李在镕副会长。
今后如果李在镕副会长的其他过错被证实,理所当然应依法受到处罚。但仅凭尚未确定的事实和疑问,就动摇实际上在韩国经济中发挥中枢作用的企业,是有问题的。
出狱后在看守所正门前的拍照线上,他留下一句“我会更加细致地审视、更加努力”后上车离去。而仿佛为了印证这句话,李在镕副会长出狱后大步前行,亲自指挥三星集团的变革与创新。
在主要业务领域,三星集团展现出创新代名词应有的步伐。今年2月“Galaxy Unpacked”活动上公开的“Galaxy S10”和全球首款折叠屏智能手机“Galaxy Fold”,获得了主要外媒“在全球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开辟了新天地”等赞誉。
特别是在半导体市场,李在镕体制下正在加快所谓“超级差距战略”。它在全球率先成功量产第三代10纳米级DRAM,把与第二位SK海力士的技术差距拉大到1年以上。这可以看作李在镕副会长要以实力克服主力产品DRAM行业景气恶化的意志的真实体现。
当然,部分专家表示,认为李在镕副会长已完全回归经营一线还有些牵强。他们认为,在法律问题仍未解决的情况下,难以展开大规模企业并购(M&A)这类重大经营动作。尽管如此,认为正是现在需要展示大框架经营战略与愿景的意见也不在少数。
引人注目的正是全球活动。自去年出狱至今年3月,正式对外公开的李在镕副会长海外出差次数达12次,相当于每月一次踏上全球行程。当然这只是正式公开的部分,若把非正式活动也计入,次数可能更多。
在此期间也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成果。他以Samsung Electronics历史上最大规模的80亿美元(韩华集团约9万亿韩元)收购了美国汽车电子零部件企业哈曼(Harman)。据悉在当时的谈判中,李在镕副会长亲自飞往美国与哈曼管理层达成了决断。特别是哈曼收购案因是李在镕副会长将汽车电子零部件业务定为新增长点后推进的首个成果而备受社会关注。
此外,他还收购美国LoopPay,推出了成为Galaxy系列新竞争力的移动支付服务“Samsung Pay”,并收购人工智能企业“Viv”、消息服务企业“NewNet Canada”等,着手强化ICT业务能力。另外,近期他还会见印度、阿联酋、日本等主要国家的企业人士,商讨包括5G在内的ICT相关合作。
也有观点指出,现在需要以能力和业绩来展示对未来增长点的愿景、大图景及其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状况并不差。近来在智能手机、半导体、家电等三星集团主力市场察觉到大幅变化。既有强者的增长势头放缓,新兴市场企业的增长势头则十分突出。特别是随着华为、海尔、小米等中国企业的崛起全面展开,竞争进一步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李在镕领导下的三星集团提出的“取舍与集中”战略极有可能相当有效地发挥作用。因为它仿佛预见了当下,早早通过结构调整和事业部重组谋求强化IM部门与家电部门的竞争力。在李在镕体制实际启动的当下,取舍与集中这一基调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极小。李在镕副会长认为,为了变革与创新,即使是祖父、父亲延续数十年的传统也可以果断舍弃;他把当下视为将自己的经营哲学植根于三星集团的最佳时机。
1993年,李健熙会长在德国法兰克福宣布了所谓“法兰克福新经营”。以“除了老婆和孩子,其他全都要换”要求高强度革新的李健熙会长,以此为基础带来了三星集团的巨大变化。如今站在李健熙会长位置上的是儿子李在镕副会长。他同样在谈创新。但内容略有不同。如果说李健熙会长强调的是“变化”,李在镕副会长则提出“破坏”。若创新需要,就可以果断砸碎既有框架——这就是李在镕的“创新”。
这与市场状况也不无关系。近来产业界的趋势是异业之间的融合。IT与金融、建设、流通等产业间的壁垒不断被打破并反复整合。在既有框架内寻找生路实际上已近乎不可能。
某种程度上,李在镕副会长想要守护的唯一一样东西,或许只有“三星集团”这个名字。作为不惧破坏式创新的领导者,三星集团乃至韩国经济的实质性王牌李在镕副会长将展现怎样的作用与奉献,韩国、亚洲以及全球市场都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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