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2 | 고광본 기자

[高光本高级记者观点]“基础”牢固才有应用与开发成果…应构建研究者有切身感受的支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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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基础科学投资将比去年增加20.4%,达到1.7万亿韩元,计划到2022年增至2.52万亿韩元,但只要条件允许就应尽快提前。”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长官刘英敏在本报以“重回基础科学:韩国创新增长平台”为主题于14日至16日举办的“2019首尔论坛”开幕式上如此表示。他在屏幕上展示本报5月13日头版的问卷报道《基础科学投资在一线感受不到》后强调:“2.5万亿韩元也许还不到研发(R&D)预算的10%,必须提高这一比重。”

在同一场合,正确未来党代表孙鹤圭指出:“我问基础科学研究院(IBS)院长金斗哲预算是多少,他说是2360亿韩元。这只占研发预算的1%,如果国家不把力量集中到基础科学上,别说诺贝尔科学奖,连引领新科学时代的经济都做不到。”

刘长官与孙代表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为扩充未来增长动力,必须夯实科学技术,尤其是作为应用与开发技术、人才培养基础的基础科学。这里所说的基础科学(basic science)指的是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即不以具体应用或产品为目的、而是理解现象的根本层面并进行系统观察的领域。

大邱庆北科学技术院总长国阳解释说:“我们常把基础科学与基础研究混用,基础研究包括大学和研究所的基础科学、不以短期应用为前提的工学研究,以及医学、药学、农学、牙医学、兽医学的发现研究。”他以人工智能(AI)和半导体的根基应用数学、以原子能为代表的物理学、催生服装与有机化学的基础化学、带来医学划时代发现的分子生物学、催生现代电子产业的材料科学与电子工学等作为基础研究的例子。他强调:“美国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每当经济困难时就增加基础研究投资,创造新产业、推动经济活跃、培养人才”,“应形成在开发的大框架内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作用、进而产出商品的模式。”

剔除研究装备、设施等之后的政府研发预算分阶段执行走势。/资料=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KISTEP 那么,政府研发预算中基础研究的核算方式及其比重究竟如何?

首先从核算标准看,在统计基础研究时由研究负责人自行填写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主观随意性介入的空间很大。以2017年为准,这是执行超过6.1万个研发课题的大学教授、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和企业自行填报的比重,客观性不足。难免有人指出,依靠研究者的主观判断难以保证统计的可信度。

不过,基础研究的大致比重仅停留在三分之一左右。据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KISTEP)数据,以2017年为准,政府研发19.3927万亿韩元中,剔除装备与设施等之后的13.7152万亿韩元里,基础研究占33.5%,应用研究占19.1%,开发研究占47.4%。此前基础研究比重为2013年30.3%、2014年30.9%、2015年32.3%、2016年32.5%,均不足三分之一。这与“摆脱追随发达国家研发潮流的快速追随者(fast follower),夯实基础、通过独创性和引领性研究迈向先行者(first mover)”的口号相去甚远。

各机构统计也存在差异。韩国研究财团以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教育部的基础研究事业(个人研究、集体研究、理工学学术研究基础建设)为对象分析基础研究投资比重走势,结果为2013年24%、2014年26.4%、2015年26.4%、2016年27.2%、2017年28.1%。

此外,按照《基础研究费比重核算手册》计算的基础研究费比重,将“纯研发+研究机构支援+复合活动事业+国立大学教员人工费”合计,2013年为34.1%、2014年36.3%、2015年38.4%、2016年38.9%、2017年40%,相当高。

由于基础研究统计如此复杂,经确认,政府决定今后不再发布按基础研究费比重核算手册得出的统计。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科学技术信息科科长李恩珠坦言:“2017年已达成政策目标值40%,因此自2018年起不再按基础研究费比重核算手册进行统计”,“今后将对科学技术研发统计中的类似统计等进行全面整理。”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研究开发政策室长郑炳善指出:“研究者要自行填写属于基础、应用还是开发研究,主观性强、错误也多,(预算执行前)事先核算也很困难”,“科技创新本部虽会标注基础、应用、开发,但属于事后填写,也不准确。”

作为替代,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正强调由研究者提案的研究者公开招标基础研究费统计。这正是刘长官在首尔论坛上提到的基础科学统计。文在寅政府将研究者主导的基础研究费从任期首年2017年的1.26万亿韩元增至今年的1.7万亿韩元,并制定了到2022年扩大至2.5万亿韩元的路线图。研究者主导方式在基础研究费中的占比在2013年至2017年间为25.1%至23.3%(研究财团统计),而在文在寅政府时期将大幅提高。研究者公开招标的基础研究费可以明确归类为基础研究投资,且能激发研究者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因此政府强调这一统计。

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副议长廉汉雄表示:“政府成立前曾主张在任期内把基础研究费本身翻一番,最终整理为把研究者主导的基础研究事业扩大一倍。”不过,研究者公开招标基础研究费的评价方式仍以定量评价为主,被视为需改进的课题。一直有人指出,在政府研发的规划、选定、评价、奖励过程中,尚未建立起能够恢复研究者自主性与创造性的流程。

在政府研发年均20万亿韩元规模的时代,尽管基础研究费呈扩大趋势,研究者的实际感受仍不高,这也是一道难题。本报本月8日至10日对大学、IBS、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和企业的120名教授与研究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3.6%的人认为政府研发支持不足。研究者自身也有80%同意“通过政府研发课题产出了大量论文和专利,但质量薄弱”,60%认同“大学和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技术转让费严重不足”。

刘长官指出政府研发的悖论:“由于过度强调短期成果和定量成果,研发课题成功率高达98.7%”,并强调“将打造让研究者有切实感受的基础研究生态”。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系教授徐恩淑强调:“基础研究扎实,应用与开发研究的根基才会牢固”,“在科学中培养创造性,才能创造新的方程式,也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发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基础研究直接延伸为应用与开发研究的可能性也在增大。以色列理工学院(Technion)总长佩雷茨·拉维介绍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如同硬币的两面。我们正在推进与苹果、IBM等的合作、医学与工学的融合研究以及挑战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韩国科学技术翰林院总括副院长郑镇镐表示:“美国在医学等基础研究上大举投资后,产出有影响力的论文,并进而带来生物创业公司的诞生”,“全世界都在使用那些试剂,韩国在生物科学领域的投资资金也有30%至40%流向美国。这正是基础研究延伸为应用与开发研究的案例。”/ kb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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