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阵营内部有人主张,为筹措扩张性财政支出所需财源,应针对大企业及高收入者启动增税,由此引发争议。但有意见指出,文在寅政府成立以来,只是不断提高本已承担较大税负的大企业和高收入者的负担,加之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出现负增长冲击、就业形势等景气恶化,从时机上看也并不合适。政府对增税避免正式表态,但共同民主党部分议员似在推波助澜。
◇为增加福利等强制性支出,是否提前讨论扩大税收=据国会和韩国企划财政部21日消息,共同民主党议员崔运烈在16日召开的国家财政战略会议上发言,大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建议‘韩国的税负率过低,有必要提高税负率’,我们也应积极应对”。据悉,即使增税,也要把普通民众和中小自营业者的反弹降至最低,中长期内以大企业和高收入阶层为对象,为扩大财政支出筹措税源。不过共同民主党当天划清界限,称增税并非“党论”。
执政阵营内部再次出现增税讨论,是因为要支撑文在寅政府推行的大规模财政扩张政策,扩大税收势在必行。特别是福利事业等属于“刚性预算”的强制性支出快速增加,已超过弹性支出规模,今年占比达51%(239万亿韩元)。强制性支出一旦增加便难以削减,要跟上其增长速度,就只能相应增加税收。首尔市立大学教授金宇哲诊断称:“由于老龄化,强制性支出的增长速度正在层层累积上升。”
财政赤字担忧加大也是另一因素。据国会预算政策处数据,韩国综合财政收支在2018年为30.8万亿韩元、2019年为9.2万亿韩元,明年将史上首次转为赤字(-13.7万亿韩元)。综合财政收支为总收入减去总支出,是具代表性的财政健全性指标。
◇因国民负担引发过敏反应,只能“镊子式”增税=现政府成立后,对高收入阶层和大企业的课税已持续强化。去年将法人税最高税率由22%提高至25%,所得税最高税率也由40%上调至42%。此外,从今年起,持有3套以上住房者或调整对象地区内持有2套以上住房者的综合不动产税最高税率由2.0%上调至3.2%。租赁所得课税同样强化,从今年起对年租赁所得2000万韩元以下者征税。正如缩减信用卡所得扣除、或宣称不上调烧酒与啤酒价格而推进的酒税改革争议所示,政府回避了增加全体国民负担的方案,只集中瞄准在整体税源中占比较大的大企业和高收入阶层。
据企划财政部数据,以2017年为准,总薪酬前10%的高收入者其所得及纳税额占比分别为全体劳动所得的32.1%、劳动所得税缴纳额的75.0%。相反,1800万劳动者中有41%即740万人因各种扣除与减免完全不缴纳劳动所得税。这也是为何即便代表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的税负率去年为21.2%,仍有批评认为税收公平性被扭曲、税负过度偏向一方。在为低收入阶层乃至中等收入以下劳动者扩大减税的同时,“国民普遍纳税主义”这一税收原则已消失。
法人税收方面,去年总额70.9万亿韩元中,Samsung Electronics和SK海力士所占比重分别高达23.7%和8.2%。正因如此,政府内部对针对高收入阶层和大企业的“镊子式”增税也存在较强的否定气氛。企划财政部相关人士表示:“扩大税收的方向应是降低所得税免税者比例,向中产阶层多征税,从而提高整体税负率”,“这是迟早必须在国家层面讨论的内容,但哪个政府能承担这种负担则是疑问”。
◇时机和方法都有问题=韩国经济一季度增长率为-0.3%,设备投资同比骤减10.8%。在对外不确定性扩大以及最低工资急剧上调等经营负担加重之下,萎缩的投资心理看不到复苏迹象。特别是法人税率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有14个国家近5年竞相下调,而只有韩国上调税率,对企业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2017年大幅将税率由35%下调至21%,日本安倍晋三政府也从34%降至20%出头。瑞士尽管面临欧盟(EU)上调压力,仍通过全民公投维持21.1%的税率。仁川大学教授黄圣贤强调:“要维持财政健全性,即便国民反弹很大,也应选择改革整体所得税体系、由各阶层共同分担负担的正面做法”,“仅集中于高收入阶层的增税方案难以确保税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