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mp‘s ’America First‘ philosophy has created a less stable world)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似乎对外交政策大体上漠不关心。因有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兴奋的他,曾大肆宣称朝鲜的攻击迫在眉睫,并试图扮演调停者角色。当谈判难以达成的事实变得明显后,失去兴趣的特朗普几乎不再提及这一问题。
除朝鲜以外,他的外交政策大体上是(与房地产开发商处理业务方式相似的)“外包”外交。中东地区外交政策外包给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特朗普政府支持他们想要的一切。针对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中南美左翼政权的政策,则全权交给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和参议员马科·卢比奥(共和党,佛罗里达州)等好战的亲信人士。对中南美其余国家的外交政策,只通过移民这一透镜来决定。这一领域的主要承包者是白宫高级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
然而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一个共同表现,是在海外引发了民族主义这一激烈反应。例如中国政府谴责美国在贸易方面的强硬要求,正展开强力攻势。北京官方电视台最近播出特别节目,将美国的战术与过去外国列强为使中国屈服而展开的外交战联系起来。节目中出现的主播反问“经历5000年风雨的中国,还有什么挺不过去”,随后宣称“(美国)若想要贸易战,我们将奉陪到底”。这一片段通过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在网络上也录得数百万次点击。
伊斯兰共和国伊朗之所以能忍受美国制裁带来的经济困难,是因为可以把责任推给特朗普的反伊朗战略,而非现政权拙劣的经济管理。华盛顿一向如此,但在伊朗问题上尤其低估了民族主义。
伊朗的外交举动源自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地缘政治位置,而非什叶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朗王政时期在国王统治下担任外交部长的阿尔达希尔·扎赫迪,在致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公开信中强力辩护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他指出,有必要记住伊朗的核计划始于国王统治时期。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方式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引发民族主义与反美情绪。过去30年美国取得的最大外交成果,是把墨西哥从反美革命国家转变为美国的亲密伙伴。在特朗普当选前的2015年,66%的墨西哥人对美国持好感。到2018年,这一数字降至32%。同期对美国总统的信任度从49%暴跌至6%。
几乎所有地方都接连出现同样的模式。2015年高达76%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总统的信任度,到2018年跌至25%。法国更为严重。巴拉克·奥巴马政府时期曾飙升至83%的对美国总统信任度,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跌至个位数。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在25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对特朗普的信任度高于奥巴马的国家只有俄罗斯和以色列两个。
如今全球各国正比以往更积极地表达反美情绪。就连接受特朗普理念的国家也是如此。近年来自豪宣称正在匈牙利建设“反自由的民主国家”的总理维克托·欧尔班,破坏了民主的制衡,把(匈牙利本来很少的)移民妖魔化,并口出反伊斯兰言辞。曾被奥巴马拒之门外的欧尔班访问白宫,受到特朗普的热烈欢迎。尽管如此,欧尔班此间接连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方案,只要符合目的就与中国、俄罗斯携手。
这完全可以理解。在2017年联合国大会演讲中,特朗普高呼“各国的伟大觉醒”,呼吁把爱国心与自身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指针。
特朗普的北极星是对国家利益这一狭隘概念的颂扬。他否定存在更广泛国际利益的思考,从而默默贬低合作与共赢解决方案的理念。欧尔班只是在执行特朗普所呼吁的东西。中国、伊朗以及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加之美国仍是世界的领导国,而特朗普的风格具有攻击性且不讲外交,因此海外最容易的反应表现为民族主义与反美主义——煽动民众愤怒和不快的历史记忆,并把各国束缚在得失的思维框架中。
如今世界的不稳定性增加,而国家间的合作在减少,为美国敞开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而这正是特朗普“美国第一”哲学带来的直接且合乎逻辑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