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状持续下去)必须尽快上调大学学费。”
出席首尔论坛的国内一所主要私立大学校长在接受本报单独采访时,开口便说了这样一句话。韩国大学学费已连续11年冻结,但仍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标准下的最高水平。然而,连国内主要私立大学都感到呼吸困难,校方的财政压力已相当严重。教育界人士也一致认为,如果不通过扩大政府及企业投资等方式改革依赖学费的大学财政结构,大学自身的革新以及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都将困难重重。
在上周举行的国家财政战略会议上,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俞银惠发言称,应将教育预算的重心转向大学等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这与将高中阶段的中等教育移交各市道教育厅、教育部集中于大学等高等教育的政府政策也一脉相承。但现场随即出现反问:“学龄人口减少,增加对大学的支持,是不是意味着要削减幼小与中等教育?”并有反应认为这与一向强调扩大幼儿教育预算的俞社会副总理平时的发言前后不一。正如不会因人口减少而削减福利预算,而是针对老龄化等社会变化进行投资,教育同样应转向契合新时代的高水平投资,然而即便在政府内部也尚未形成共识。
随着韩国教育预算投资按小学教育、中等教育的顺序扩大,幼儿教育和大学教育长期依赖民间部门。韩国高中教育的50%由私立高中承担,而大学则有80%由私立大学承担。大学以自主性为依托成长,政府对大学的投资也停留在对申报政府项目的大学择优指定等层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财源扩大相距甚远。在这种氛围下,部分地区的大学招生名额已超过高中毕业生人数,但政府的大学结构调整指导方针仍未出台。
政府对大学的支持在全社会可起到某种标尺作用,面对产学合作这一时代需要,其重要性更加突出。但五位首尔主要大学校长不仅对政府扩大支持,甚至对当局能否发挥连接大学与企业的“桥梁”作用这一问题,也表现出并不乐观的反应。
事实上,国内大学的半导体企业合约学科等虽在扩大,但大学的反应更偏于谨慎。目前运营合约学科的成均馆大学,以及已表明运营方针的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等,也计划以“计划外”名额30至40人的小规模运营。首尔大学连是否运营都尚未决定。原因在于必须兼顾回应企业需求的定制型人才培养与学问探究这两项要求。加之政府投资仍集中于国公立科技特色化大学,导致连首尔地区的知名大学也招不满理工科研究生院名额,恶性循环不断扩大。教育界一位人士表示:“对大学的财政投资和企业投资都进展迟缓,人才纷纷离开国内大学,大学的全球排名不断下滑”,“政府、大学与企业都需要转向把彼此视为‘协作’对象的灵活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