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17 | 박현욱 기자

[您怎么看]“每周52小时成本”等于转嫁给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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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交罢工暂时撤回或延后,此前担忧的交通大乱并未发生,但围绕公交票价上调的争议仍在持续。

15日,全国公交劳资双方与地方政府达成谈判协议,京畿道最快将于今年9月起上调票价,市内公交基本票价上调200韩元,座席型及座席型直达公交上调400韩元。首尔公交票价暂不上调,但京畿道与首尔、仁川共同纳入“首都圈换乘票价体系”,往来首尔与京畿道的首都圈通勤者交通费负担势必加重。政府认为,若要在不缩减公交线路、不减少车辆的前提下推行每周52小时工时制,就必须有财源用于增聘司机,且首都圈票价已连续4年冻结,此次涨价不可避免。支持涨价一方主张,公交运营所需的额外财源首先应按受益者负担原则,通过上调票价由公共交通使用者承担较为合理。反对一方则反驳称,若不改善当前漏洞重重的准公营制而只涨票价,无异于把政府每周52小时工时制的政策成本转嫁给公交乘客。现刊载双方观点。

公交罢工事态在留下余震的情况下告一段落。市民的出行没有停摆是幸事,其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业界团体和工会确实付出了努力。

问题在于,这并非解决问题,而只是掩盖问题的权宜之计。问题的核心正是票价上调这一余震。事实上,15日公交罢工中止后,韩国国土交通部长官表示韩国的公共交通票价与海外相比偏低,并期待通过上调票价筹措的财源将成为安全投入的引水。

先说结论,这种期待近乎虚假。事实上,通过反复涨价而实现对安全所需新基础设施投资的案例并不多。只是地方政府的亏损补偿支援金规模一时减少,而这又被公共交通运营费用的上升所吸收。如果不对“涨价带来的票款收入增加又反过来要求进一步涨价”的公共交通运营体系加以反思,市民的钱袋只能变成取之不尽的聚宝盆。即便是在罢工结束的当下,也应重新开始思考公共交通体系。

公共交通,特别是准公营制下的公交,一方面靠市民直接负担的票价运营,另一方面靠市民间接负担的税金运营。以税金支援民间经营者时,应适用相应准则。但在现行准公营制结构下,压缩标准运输成本项目费用就可能变成企业的利润,这是与按成本补偿的利润相分离的另一份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涨价在不完善的公共交通运营体系中很容易转化为费用。例如2015年上调票价时,首尔市将免费乘车损失费用2880亿韩元和换乘补偿金7000亿韩元列为费用负担的原因。但对老年人的免费乘车,其金额是以使用人数乘以票价得出,因此票价上调,费用就会相应增加。换乘补偿金亦是如此。作为涨价依据的要素本身随着票价上调而负担加重,这是应当改变结构的问题,而非靠涨价能够解决的问题。

工会和政府称,为遵守每周52小时工时制也需要涨价。但每周52小时工时制是文在寅政府提出的承诺。把由此产生的费用转嫁给作为使用者的市民并不合理。而且,本就难以实施每周52小时工时制的扭曲工资结构,根源在于现行准公营制。由于是以实际支出全额支援驾驶员工资的结构,经营者没有工资上涨的负担,劳动者即便追求以津贴而非基本工资为中心的加薪也能获得全额支援。这同样不是涨价所能解决的。

至少应向以税金和票价全面承担公共交通运营负担的市民透明公开当前的成本结构,并公开验证该成本结构是否合理。像现在这样把承担费用的市民置于其次,仅凭决定政策的政府与靠补贴经营的业者相互默契,难以获得社会正当性。在谈涨价之前,应把该公开的透明公开,并征得市民同意。最重要的是,对准公营制进行全面结构改善不可避免。此外,应从补偿经营者亏损的方式,转为减轻使用者负担的支援结构,市民才能成为公共交通的重要利益相关方。中央政府的财源结构应从现行以交通设施为中心转为以公共交通运营为中心。这至少是能够阻止惯性涨价反复出现的条件。

国土交通部长官金贤美在通报会上表示,我国的公共交通票价与国外相比偏低。但她没有提到,在票价号称比韩国高出4倍的英国伦敦,定期使用公共交通者所购定期票的折扣率至少在35%以上。她也没有提到,除老年人免费乘车外,还有针对失业者和学生的优惠,而中央政府通过多种交通财源对此予以支援。至少在政府要求市民承担票价之前,应先展示自己已尽的最大努力。仅仅扩大现行准公营制,不能成为涨价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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