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17 | 송주희 기자

[全球视野] “我准点下班”…“加班社会”日本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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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6点了,我下班了。"

在日本东京一家正忙碌的公司办公室里,响起了轻快的声音。习惯加班的其他员工惊讶地反问"什么?",而这位喊着按时下班的主角指了指显示下午6点的时钟。

在组织逻辑主导的日本现实中难以被容忍的这一场景,是目前在日本热播中的电视剧里的故事。这部题目就叫《我,按时下班》的作品,讲述了曾因加班和极度过劳而饱受痛苦的女主角追求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生活,在日本社会引起巨大反响。

与该剧的人气相呼应而成为话题的,是自4月1日起为防止长时间劳动而实施的"工作方式改革方案"。受这一被称为日本版"每周52小时工作制"的改革方案影响,"加班王国"日本也刮起了变化之风。

安倍晋三政权为寻求解决长时间劳动问题而制定的这一劳动制度,以"引入延长劳动每月45小时、每年360小时上限制""年假每年强制使用5天"等提升劳动生产率为重点。最引人注目的是引入延长劳动上限制。劳动基准法此前也明文规定了"每月45小时"的延长劳动上限,但通过劳资协约可以追加延长工作时间,且没有单独的处罚条款,因此一直被评价为形同虚设。然而经过70年来的首次法律修订,依据劳资协约进行长时间延长劳动已不再可能。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30万日元以下罚款。修订后的法律先适用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自2020年4月起,建筑和汽车运输业等部分行业自2024年4月起实施。

日本着手根除"长时间延长劳动"的原因,在于认识到痼疾般的加班会降低生产率。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调查,以2017年为准,日本劳动者人均年劳动时间为1710小时,虽短于OECD平均(1746小时),但与德国(1356小时)、英国(1543小时)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属偏长。具体而言,2015年入职大型广告公司电通的新入职女员工在持续每天工作20小时的生活后自杀身亡的事件成为导火索。

长时间工作在日本固化,背后有结构性因素:企业不倾向于给新员工赋予特定职务,而偏好在招聘员工后每当出现业务时再分派工作。从业务专业性或熟练度方面来看,工作时间必然被拉长。基本工资低而加班费高的薪酬体系也助长了长时间工作。

结构性问题加上形同虚设的法规,使日本的非法延长劳动屡见不鲜。厚生劳动省2017年针对7635家事业场所检查过重劳动状况的结果显示,5029家(65.9%)企业违反了劳动基准相关法,其中占比最高的37.3%的违规内容是"超时劳动"。

日本企业对改革工作方式的宗旨表示认同。这是因为在饱受严重人力短缺困扰的情况下,企业产生了以现有工作方式和商业模式无法提升生产率的危机感。主要企业从去年底就已提前试行自主改革方案。服装企业春山控股引入"无加班费"制度,向加班时间为"零"的员工每月发放1.5万日元。此后员工的平均超时工作时间从引入前的10.4小时减至8.9小时,减少了15%。

但并非所有企业和劳动者都欢迎这一变化。眼下的问题是工作时间缩减导致收入减少。在加班费相对高于基本工资的薪酬体系下,加班减少会成为家庭负担。生活很大部分依赖加班费的"生活型加班"人群更不必说。瑞穗综合研究所推算结果显示,如果加班减至每月60小时以下,劳动者人均年收入将减少86.7万日元。

从企业立场看,劳动时间减少会成为抑制生产活动的因素。日生基础研究所指出:"工作时间减少会导致劳动投入减少,从而可能抑制生产活动","只要维持现有业务形态,企业就可能难以像以前那样维持业绩,因此工作方式改革是必需的。"食品企业味之素以"超过一定水平的劳动时间缩减会产生弊害"为由,撤回了到2020年实现"每天工作7小时"的计划。该公司将2017年为7小时35分的规定工作时间,到最近缩短了20分钟至7小时15分(上午8点15分至下午4点30分)。但随着工作时间减少,出现了被"在时间内完成作业"束缚的情况,经营层判断若这种状况反复出现将难以产生新创意,因此决定撤回计划。社长西井孝明最近在记者会上强调:"要求以时间来工作的阶段已经过去","今后应专注于把多少时间分配给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特别是,对于工作时间减少与生产率直接相关的中小企业,担忧法律适用带来的打击较大,同时由于僵化的组织文化,非正式加班将会延续的悲观预测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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