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16 | 오현환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 “对大企业和正式职工工会的过度保护拖累经济…须改善劳动市场双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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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极为严重的劳动市场双重结构,正在拖累我国经济。”首尔大学经济学部部长金大一将我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归结为:为保护以大企业、正式员工工会为代表的内部人利益,中小企业和非正式员工的利益受到侵害。他认为,为内部人利益而设的过度雇佣保护措施阻碍了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最终使经济陷入困境。他主张,要解决这一问题,应通过放宽解雇条件,缩小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使劳动市场恢复正常。他还强调,政府和政界绝不应介入劳资问题。因为政府、政界一旦介入,结果往往是被工会左右,而非顾及国家整体利益。同时他也指出,劳动市场改革如同德国那样,在进步政府时期比在保守政府时期更容易推进。在春意盎然的本月10日,记者在首尔大学冠岳校区金教授的研究室里,听取了他对“我国劳动市场改革方向”的看法。

——您认为我国经济目前处于何种状态?

△我国曾在发展中国家中快速成长,已迈入发达国家门槛,但近来情况不佳。很快就会被中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追上。此前中国的原创技术远胜我国,但缺乏能做到让消费者称心如意、并高价卖出的商用化技术。如果原创技术出色的中国把商用化也做好,我们就追不上了。过去中国把我们视为蛮夷之国那样的局面,可能在20至30年内再次出现。

——据说各项改革中最难推进的就是劳动市场改革。

△劳动市场改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劳动者人口占比大,政治上不易处理。关于劳动市场改革应如何推进的方向,过去通过大量研究已经给出。但由于无助于争取选票,政治人物和政府都不肯轻易出头。德国格哈德·施罗德政府在断然推行“哈茨劳动市场改革”后失去了政权。作为成功案例常与施罗德一同被提及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其说是进行了劳动市场改革,不如说是致力于工会的民主化。英国传统上政府不介入劳资关系。当工会长期罢工令国民舆论转向时,此前一直放手不管的撒切尔政府引入了大量工会内部民主化机制。

——您认为韩国劳动市场的问题是什么?

△我国劳动市场具有典型的双重结构。尤其是内部人与外部人的问题严重。为保护以大企业、正式员工工会劳动者为代表的(政治谈判力强的)内部人利益,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非正式劳动者的利益正受到侵害。结果,双重结构带来的两极分化加剧,劳动市场固有的人力资源高效配置功能不断下降。

——能否简单解释内部人与外部人的问题?

△拥有既得利益者是内部人,没有的则是外部人。这是一种经济学理论:既得利益者为保护自身利益,外部人便会受损。例如,某企业生意红火,工会要求大幅提薪,若不提薪本可新招500人,但因提薪只能招100人。此时,由于内部人加薪的利益,作为外部人的其余400人只能处于失业状态。在两极分化之下,大企业正式员工既受到强力雇佣保护、工资又高,而工资又难以调整,结果经济总得在某处进行调整。最终这一负担被转嫁给既无工会、工资又低的中小承包企业劳动者。

——劳动市场两极分化问题该如何解决?

△基本上需要朝着消除内部人既得利益的方向改革。应通过放宽解雇条件等,使企业的人力管理能够反映市场状况。放宽解雇条件并不意味着立刻出现大规模解雇。以赚钱为目的的企业,完全没有理由解雇能为其赚钱的劳动者。虽然数据难以直接比较,但也曾有研究结果显示,解雇自由的美国公司的平均工龄高于日本和我国。还应停止政府和政界对劳资关系的介入,防止其演变为政治问题。此外,必须根除承包关系中因垄断地位而产生的不公平交易。不过,侵害市场机能的管制是不恰当的。通过下调法人税、支持研发等,营造有利于激活新增投资的条件,从而创造优质岗位,同样重要。

——政界不应介入,是什么意思?

△政府只需制定规则(rule),然后退出。在我国,一旦劳动市场出现问题、劳资意见对立,双方都会仰望政府。它们既无自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无此意愿。因此往往倾向于把政府拉到自己一边,以求得出有利结论。这样劳资问题就会持续纠缠,改革无从推进。因为演变成政治问题,事件必然被放大。问题不是由经济逻辑来解决,而是取决于谁能说服政界。此时在政界看来,属于工会的劳动者人数显得非常庞大,而企业家则不然,于是工会总是占优。不属于工会的劳动者也不少,但因未组织起来,其声音无法反映到政策中。为中小企业劳动者代言的反而是大韩商工会议所。

——我们应当追求的模式是什么?

△既可以通过努力积累信任走向北欧模式,也可以走向即便对政府毫无信任也能良好运转的美国式市场经济。美国政府尽可能不介入,彻底走市场经济,运转良好。对我们来说,彻底走市场经济是更好、更快的方法。放宽解雇同时强化雇佣保险等社会安全网的北欧模式,只有在征收高额税收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下才有可能。目前我国可以说更接近南欧模式。以西班牙为例,对正式员工保护很多,而对非正式员工的管制则完全取消,因此非正式员工非常多。

——交给市场,非正式员工问题就能解决吗?

△交给市场并不是说政府撒手不管,而是取消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的规定本身。正因为制定了雇佣保护的法律,企业觉得以正式员工身份录用并提供雇佣保护太吃力,于是才以非正式员工身份录用。若放宽雇佣保护法、交由市场,正式与非正式员工的差别就不会产生。兼职岗位可能会出现。有些工作因业务需要并不必整天工作,有孩子的母亲也希望做兼职。像这样工时可以不同,但没有必要因劳动合同上的雇佣保护与否而每两年重新签约。

——劳动市场改革在现政府任内可能实现吗?

△在进步政权下推进劳动改革更容易。保守政权一想改革,就会被戴上“那些人是站在企业一边的”这种有色眼镜来看待,因而困难。通过劳资政大妥协推进改革,那是经济危机时才会有的事。现在并不是不达成大妥协就都活不下去的局面,所以绝对不会去做。政府应制定改革方案,做说服并使劳资双方理解的工作。本届政府成立初期,劳动经济学会曾提议由进步政府来改革劳动市场。但看来并不感兴趣。不改革劳动市场,我国不会灭亡,但很多企业会倒闭,劳动需求随之减少,工资也会下降。最终的收场方式将比劳动市场灵活时损失更大。

——工资体系复杂、按工作年限持续上涨的年功级别制正在成为企业经营的负担。

△工资体系复杂是事实,需要改善。很难说年功级别制本身就是问题,但它确实存在刚性。因此近来引入年薪制的企业相当多,而这一问题应由企业自主解决。政府介入并不恰当。

——最低工资快速上调和工时缩短的副作用不小。

△两者都对就业带来相当负面的影响。工时缩短在理论上不排除劳动者人数增加的可能,但实际上几乎没有报告显示劳动者人数大幅增加。反而据称生产减少、劳动者收入下降,整体负面影响更大。这类副作用对低薪劳动者而言会更为严重。当然,部分维持了就业且收入未大幅减少的高薪劳动者,以及具有政治力量的大企业工会劳动者,会在收入不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享受“有晚餐的生活”这一好处,但低薪劳动者承受的不利会更大。

——从增长与分配的角度,如何评价文在寅政府的经济政策?

△增长是通过技术开发、投资和人力资源扩充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收入主导增长论那样的方式实现的。问题在于,口号上打着收入主导增长,实际上采取的却是减少收入的政策。最低工资虽然快速上调,但工资增加而资本收入减少,整体上并无变化,加之就业减少,整体收入反而有可能缩小。与此相反,法人税上调等使税负持续增加。实际收入减少正在抑制增长。分配方面,现政府虽然十分关注,但效果不佳,且可能对经济活力产生负面影响。对根本性改善分配的市场友好型政策视而不见,只执着于缩小收入差距,结果始终未能跳出分发税金的方式。这种对症式福利政策(anti-symptom policy)效果和可持续性都很低。与其如此,更应在创造岗位、扩大低收入阶层就业、教育培训等根本性政策上加大投入。

——现政府成立时把扩充岗位作为首要课题。

△设立岗位委员会并不会创造岗位。只有激活企业投资、集中力量推动景气复苏,才能创造岗位。为激活投资,废除管制和下调法人税等不可或缺;为推动景气复苏,则应采取少征税、增加财政支出的扩张政策。然而政府的政策却完全相反。

——有人指出,需要引入短时工作制等支持企业应对市场风险的政策。

△这是因为企业人事管理中管制过多。把短时工作制(兼职)等作为政策来引入,这本身就意味着已有太多不必要的管制。允许短时工作、短期工作等,确实有助于企业管理市场风险。但要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享有既得利益的正式员工工会劳动者维持着稳定的高薪岗位,而由此产生的企业风险降低的负担被转嫁给这些短时、短期劳动者。结果劳动者之间的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在引入该制度之前,应先对躲在雇佣保护等管制背后享有既得利益的内部人进行改革。

——有观点认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利润共享制会加深中小企业对大企业的依赖,导致竞争力削弱。

△这会给大企业和承包企业双方都带来负面结果。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激励机制(incentive mechanism)。利润共享制会削弱中小企业制造价廉质优产品以扩大销售与利润的基本动机,大企业若付出同类努力所得利润减少,基本动机同样会下降。而且若把承包企业转到海外,反而很可能只会使现有国内承包企业的经营进一步恶化。无论何种情况,一旦破坏了“只有通过提升质量和降低成本才能真正增加利润”这一基本原理,其副作用必然更加严重。/论说委员 吴贤焕 hh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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