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提出基层地方自治团体现金福利竞争已过度问题的城东区区长郑元五(见图),主张设立基层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的“现金福利大妥协机构”。他认为,为理清韩国保健福祉部社会保障委员会的“侵害地方自治团体福利决定权”争议以及层出不穷的“津贴撒钱式福利”的效用问题,226个基层地方自治团体应当共同商议。
郑区长13日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增加福利要在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角色的前提下进行,这样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的现金福利竞争才会消失。”“中央政府出面恐有难处,因此应由基层团体组成大妥协机构,把确有必要的现金福利上交中央政府,否则就应设定日落条款予以终止。”
1991年引入地方自治制度后,29年过去,中央政府已难以干涉地方自治团体的权限。依据2013年1月修订的社会保障基本法,地方自治团体在新设或变更福利政策时必须事先与保健福祉部长官协商,但截至去年1月仍有效的“不同意”决定已经消失。“不同意”决定原本是为在妥当性较低或与中央政府既有项目重复时加以制约而引入,如今保健福祉部为保障地方自治团体的自主性,只作出“协商完成”和“重新协商”的决定。曾引发现金福利争议的首尔中区“长者功劳津贴”也在未被作出不同意决定的情况下,正在走重新协商程序。
但郑区长判断,随着地方自治团体的现金福利政策竞相推出,不仅引发“民粹主义”争议,居民之间的相对剥夺感也很强,因此基层团体之间需要协商机制。他表示:“在扩大自治权的层面上还要求‘自治福利权’,中央政府要一揽子判定(现金福利的效用性)恐有困难。”“即便需要一两年时间,只要由基层团体来判定现金福利的效用性,既不会侵害自治权,也能统一整理。”
郑区长主张,为防止为领取津贴而迁移居住地的所谓“福利移民”等副作用,津贴发放型福利应由中央政府接手。他说:“正如有为寻找好学区而搬家的‘教育移民’,也有可能出现为多领津贴而迁移居住地的福利移民。”“只要是韩国国民,无论住在哪里,能获得的支援金额都应相同。”郑区长主张:“在大妥协机构经过验证后如认为有效,就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实施,若有地方自治团体违反则予以处罚。”“如果发钱因地方自治团体而异,这不是地方自治团体的特性差异,而是歧视。”
他还说明,将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应用于行政的“智慧城市”政策也与“服务福利”一脉相通。服务福利是郑区长作为现金福利替代方案提出的“符合地区特性的福利”,他一直主张基层地方自治团体应当竞争服务福利而非现金福利。城东区的独居家庭安否确认服务就是代表性例子。为防止出现隐居型孤独者,若手机在两三天内没有收发记录,就自动联系确认安否,若无回应则上门访问提供照护服务。郑区长的一贯主张是,结合通信技术能以比以往“送奶工安否确认系统”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福利。
依照郑区长这样的区政理念,城东区正集中投资于保育和就业。今年2月开设了辖区内第78所国立·公立幼儿园,把国立·公立幼儿园利用率提高到59.4%,比首尔市平均35.2%高出24.2个百分点。为吸引企业,城东区细化城市规划并给予容积率优惠,在韩国雇佣劳动部的新增就业统计中连续三年位居首尔25个自治区之首。郑区长表示:“工作场所、生活场所与休憩场所相协调是可持续城市的特征。”“目标是把城东区打造成首尔最宜居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