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实习之所以如此空转,原因何在?
◇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发掘优质企业漠不关心=首先,在发掘优质企业方面,政府和高校实际上都在袖手旁观,这被视为最大原因。包括教育部LINC+在内,多数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支援项目采取的方式是:高校为企业与学生完成匹配即可获得补助金。也就是把发掘现场实习企业的责任推给高校。但从高校角度看,鲜有配备专门负责企业发掘等工作的现场实习专职人员。据庆尚大学产学合作政策研究所数据,韩国高校的现场实习专职人员平均为1.6人。实际上等于只安排了一两名管理政府项目经费执行的行政人员。首尔某高校现场实习中心主任指出:“除非各部门项目支援聘用产学合作专职人员的人力成本,否则多数高校不会聘请专业人员”,“项目评价也只看匹配本身,是否送去了优质企业并非评价要素,难免被忽视。”
实际查阅参与首尔市高校与优秀中小企业联动型新政就业项目的H大学提交的76家企业名单后发现,过半数即41家企业3年平均营业收入不足10亿韩元。另一所参与高校除校属医院外的61家企业,平均员工数仅在60人左右。绝大多数是从一开始就不符合学生期望、也无力培养学生的小微企业,因此现场实习本身的满意度偏低,最终能进入正式录用的只能是极少数,这已成结构性问题。
高校抱着“先把政府项目拿下”的心态
忙于为外部评价“凑业绩”
政府与地方政府也忽视发掘优质企业
参与企业无力培养和录用
最低工资上调后更纷纷转身离开
◇“先把政府项目拿下”的做法也是问题=不少高校只要是政府支援项目就不加挑选、一味争取,这也被视为原因之一。自2011年起现场实习业绩被单列为信息披露对象,并在媒体等外部机构的高校评价中成为主要指标,高校的态度随之改变。结果,2011年不足10万人的现场实习完成者人数自2016年起超过15万人,实现了显著的数量增长,但高校方面相对忽视了内涵建设。
LINC+项目支援普通高校75所、专科院校59所,雇劳部IPP工学并行制项目和首尔市迄今分别支援40所高校和27所院校,难免出现重复入选的情况。各部门运营的现场实习补助金规定等各不相同,却在不加考量的情况下一味运营,结构上高校为确保实习企业只能处于弱势一方,而不同的工资规定等只给学生带来混乱。例如江原大学、大邱大学等同时拿下并运营教育部LINC项目、韩国雇佣劳动部 IPP工学并行制项目和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产业实习支援项目。以江原大学为例,绝大多数现场实习生参与的LINC项目向学生每月支援60万韩元,而IPP项目和产业实习支援项目只给予最低工资水平的待遇,引发逆向歧视争议。江原大学所在地区企业数量本就少于其他地区,却勉强争揽政府项目,结果只是加剧学生不满。
庆尚大学产学合作政策研究所所长李钟浩指出:“在同一实习机构,若学生分别通过不同部门的项目支援参与,对学生和企业的支援规模不同,因而出现不满。”
◇最低工资上调使原有参与企业也转身离开=近来受最低工资上调等影响,连原本建立合作关系的企业也纷纷转身离开。因此,连派遣现场实习生时以不低于最低工资的待遇为原则、运营相对规范的高校也陷入困境。雇劳部IPP项目同样以最低工资水平的薪酬为原则,两年间企业负担大幅增加。首尔某高校IPP中心组长诉苦称:“该项目由政府支援40万韩元、其余金额由企业承担,两年间因最低工资上涨,企业负担从95万韩元增至135万韩元”,“结果好不容易发掘的企业在2~3年内流失了约30%,而发掘新企业并不容易,令人担忧。”汉阳大学ERICA校区相关人士表示:“由于学校整体以不低于最低工资的待遇为原则,平时接收实习生的企业中约30%~40%解除了合同,最低工资上调的冲击很大。”
工学并行制是自2013年起运营的代表性青年就业支援项目。参与该制度的企业依据国家职务能力标准(NCS)制定自有培训方案,再由职场前辈组成的现场教师提供培训(实务与理论教育)。政府提供培训费、人力成本等,支持企业进行定制化人才培养。
最初以企业在职者为主运营,自2015年起扩展为以高校在校生为主的模式。学生在毕业前与企业签订包括四大保险参保在内的劳动合同,随后在学校和企业接受现场定制化培训并作为正式员工入职。目前分为产学一体型徒弟学校(特性化高中)、专科院校工学并行制、IPP(高校)、高熟练工学并行制(P-TECH)等类别运营。
IPP型工学并行制由“IPP(长期现场实习)”和“工学并行制”两部分构成。被评价为将韩国技术教育大学自2012年运营的“企业联动型IPP”扩展至四年制高校的模式。IPP是以在产业现场长期(4~10个月)工作取得学分来替代大学课程的制度,旨在改善短期现场实习、与实务脱节的企业实习等问题。
原本宗旨是构建学生先经历长期现场实习、再通过工学并行制项目最终就业的良性循环模式。但迄今为止这类衔接成效几乎为零。
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在四年制高校中,基于“以就业为前提、即将升入四年级的学生与招聘企业之间匹配不易”的现实论,按预算规模勉强追加了性质完全不同的IPP。曾任韩国技术教育大学校长的前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李基权在扩展该制度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这位前长官表示“将在2017年前把四年制高校阶段的工学并行制扩大到60所院校(约1万人)”,但目前仅指定了40所院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