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13 | 변재현 기자

[访谈] 城东区区长郑元五:“基层政府应设立‘现金福利大妥协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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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基层地方自治团体现金福利竞争已经过度问题的城东区区长郑元五(图)主张,应在基层地方自治团体之间设立“现金福利大妥协机构”。他认为,为厘清韩国保健福祉部社会保障委员会“侵犯地方自治团体福利决定权”的争议,以及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撒钱式补贴福利”的效用,226个基层地方自治团体应共同商议。

郑区长13日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福利要增加,但必须在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角色的前提下增加,这样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的现金福利竞争才会消失。”他表示:“中央政府出面不便,因此应组建由基层团体共同参与的大妥协机构,把确有必要的现金福利上交中央政府,否则就应让其日落终止。”

1991年引入地方自治制度后,29年过去,中央政府已难以干预地方自治团体的权限。根据2013年1月修订的社会保障基本法,地方自治团体在新设或变更福利政策时必须事先与福利部长官协商,但截至去年1月仍有效的“不同意”决定已经消失。“不同意”决定原本是为了在妥当性较低或与中央政府既有项目重复时加以制约而引入,但如今福利部为保障地方自治团体的自主性,只作出“协商完毕”和“再协商”的决定。曾引发现金福利争议的首尔中区“老年人功劳补贴”也未被作出不同意决定,正在走再协商程序。

但郑区长判断,随着地方自治团体的现金福利政策竞相推出,不仅引发“民粹主义”争议,居民之间的相对剥夺感也很强,因此需要基层团体之间的协议机构。他说:“在扩大自治权的层面上还要求‘自治福利权’,因此由中央政府统一来评判(现金福利的效用)会有难度”,“即便花上一两年,只要由基层团体来评判现金福利的效用,就既不会侵犯自治权,也能统一加以整理。”

郑区长主张,为防止为领取补贴而迁移居住地的所谓“福利移民”等副作用,补贴发放型福利应由中央政府承担。他说:“正如有为寻找好学区而搬家的‘教育移民’,也有可能出现为多领补贴而迁移居住地的福利移民”,“只要是韩国国民,无论住在哪里,能获得的支援金额都应相同。”郑区长主张:“在大妥协机构经过验证后,如果认为有效,就应由中央政府统一实施,某个地方自治团体若违反则给予处罚等”,“如果发钱的标准因地方自治团体而异,这不是地方自治团体特性的差异,而是歧视。”

他解释说,将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应用于行政的“智慧城市”政策也与“服务福利”一脉相承。服务福利是郑区长作为现金福利替代方案提出的“符合地区特性的福利”,他一直主张基层地方自治团体应展开服务福利竞争,而非现金福利竞争。城东区的独居家庭安全确认服务就是代表性例子。为防止出现隐居型孤独者,如果手机在2至3天内没有通话收发记录,就自动联系确认安危,若无回应则直接上门提供照护服务。郑区长的一贯主张是,结合通信技术可以比以往“送奶工确认安危的体系”以更低成本提供更好的福利。

按照郑区长的这一区政理念,城东区正集中投资于保育和就业。今年2月,区内第78所国立、公立幼儿园开园,将国立、公立幼儿园的利用率提高到59.4%,比首尔市平均的35.2%高14.2个百分点。为吸引企业,城东区细化城市规划并给予容积率优惠,在韩国雇佣劳动部的新增就业统计中连续三年位居首尔25个自治区之首。郑区长表示:“工作场所、生活场所、休憩场所相互协调是可持续城市的特征”,“目标是把城东区打造成首尔最宜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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