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韩国“能源宪法”的《能源基本计划》第三版于19日首次公开。按照文在寅总统的竞选承诺,其中明确写入“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的发电比重,不再新建存在安全担忧的核电站和被视为雾霾主要元凶的燃煤电厂”。争议颇多。随即出现了电费将上涨的担忧,以及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未被充分反映的指摘。此外,按照这一计划能否重新看到没有雾霾的晴空、在与韩国类似的环境下同时放弃核电和煤电是否是可取的政策方向等问题上,政府与利益相关方各执一词。
本报于本月8日至12日走访了比韩国更早经历这类争议、并且是韩国能源转型政策榜样的国家——德国。期间会见了被称为德国“五贤人”之一的德国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夫·施密特,以及德国五大核心经济研究所之一IFO的能源气候资源中心主任卡伦·皮特尔,听取建议。此外还采访了近期访韩的德国能源与气候变化专业研究机构伍珀塔尔研究所副所长曼弗雷德·菲舍迪克。他们均赞同长期退出核电的政策,但在方式、速度和目标上持不同见解。他们向韩国能源转型政策提出的建议大致可归纳为三点。第一是“韩国的能源政策成本高昂,必须事先说服国民其负担将会加重”。此外他们强调“不要立刻决定一切,应长期持续讨论”“德国也不是正确答案,韩国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首先,在被问及如何评价以“弃核、弃煤、可再生能源100%扩大”为目标的德国能源转型政策时,他们大体给出了否定性的反应。施密特主席表示“摆脱核电和化石燃料经济是非常有雄心的事业”,但同时评价称“通过巨额补贴扩大可再生能源的政策给国民带来了相当大的成本负担,而且由于未能推进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基础的能源价格政策,德国难以实现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皮特尔主任评价称“可再生能源补贴每年高达25亿欧元(约3.2万亿韩元),这非常低效”。
对于韩国推进能源转型政策将加重国民成本负担这一点,他们均表示赞同。即韩国政府解释“推进能源转型政策不会带来电费上涨负担”并不坦诚。皮特尔主任说:“目前韩国的能源政策是成本高昂的解决方案”,“韩国政府若决定价格,可以不上调电费,但这一成本无论如何都会产生,总要有人来支付”。他还解释称“在德国,电费由市场价格决定,政府无法介入,因此随着可再生能源普及扩大,电费大幅上涨”。因此,普遍的意见是政府转变能源政策时,民主程序必不可少。菲舍迪克副所长建议:“成本增加是事实”,“要使能源转型取得成功,必须通过多方面评估,把各能源种类的优点和缺点全部向国民和利益相关方公开,并让他们参与讨论”。施密特主席也强调:“如果是独裁政权,改变能源政策的问题会轻易解决,但那样公民不会参与”,“不要指望马上解决,应长期对话并寻找妥协点”。
对于在去碳化、去粉尘时代韩国应如何制定能源结构战略的问题,出现了多种意见。特别是皮特尔主任建议,韩国不应完全排除核电和煤电。她主张:“为了长期推进能源转型政策,短期内运转核电和燃煤电厂并逐步以可再生能源替代更为可取”,“通过这种方式降低大气污染率并实现温室气体目标最为重要,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对转型成本的支持”。
施密特主席答称:“能源转型的答案应在市场而非中央计划中寻找”,“提高温室气体负担金,家庭和企业就会寻找温室气体排放较少的能源,新再生能源的竞争力自然会提高”。不过他表示:“这种情况下,必须有确保消费者以及负担加重的产业可接受的替代方案”。
关于韩国扩大液化天然气(LNG)电厂的政策,占主流的看法是其可以发挥短期作用,但并非根本答案。菲舍迪克副所长评价称:“LNG发电虽对雾霾问题有帮助,但从减少温室气体来看不能成为长期战略”,“最终日后也要缩减LNG电厂”。皮特尔主任指出:“德国使用管道天然气(PNG),据我所知韩国是进口LNG使用”,“必须考虑到天然气须液化,且在运输过程中又会产生另一部分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
他们一致认为,最终重要的是找到兼顾韩国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性和政治条件的答案。皮特尔主任强调:“与德国扩大可再生能源时相比,可再生能源价格已显著下降,这对韩国将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不过韩国与德国条件不同,与其一味效仿德国的政策,更可取的是结合韩国情况高效投资、降低成本”。施密特主席建议:“为减少温室气体而努力扩大可再生能源非常重要”,“但在此过程中要从经济层面精细地制定政策,使国民不至于对电费反应敏感”。菲舍迪克副所长也解释称:“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出现反核运动的德国与韩国情况不同。所有问题都存在争议,但其中也要有让步,必须找到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