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29 | 고광본 기자

[首尔论坛2019]鞠洋“韩国基础研究投资占比仅30%…须改革研发遴选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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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相比,我国政府研发(R&D)预算中基础研究的比重偏低,仅为30%左右。研究人员也热衷于跟随式研究、追求数量增长的研究,因此缺乏具有创意性和质量优势的研究,这也是事实。”

大邱庆北科学技术院(DGIST)院长国良(66岁,见图)近日在首尔中区武桥洞DGIST首尔办事处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此前偏重开发、应用研究,因此出现了基础研究不足的评价”,并强调应重新确立研发政策。他直到近期一直担任三星未来技术育成财团理事长,在研究的规划、选定、评价过程中赋予科学家自主性,推行引导创意性的研究行政。他将在5月14日至16日于首尔广津区广壮洞格兰德&维斯塔华克山庄首尔酒店举行、以“重回基础科学:韩国创新增长平台”为主题的“2019首尔论坛”上,通过多种案例提出理想的基础研究投资战略。

国院长介绍说:“三星未来技术育成财团以‘让研究者尽情从事政府研发课题做不了的以及独特的研究’为宗旨运营,既研究基础科学,也重视真正能卖得出去的材料或信息通信技术(ICT)研究。”该财团将在截至2023年的10年间,向基础科学、材料技术、ICT创意课题投入1.5万亿韩元。他解释说:“在选定研究者时,如果提出跟随式研究或指导教授的想法,就不会入选。比起论文、专利等定量评价,更看重学界的同行评议”,“也就是说要开展独创性的领先研究、不惧失败的挑战性研究,以及人文、社会、艺术、工学、自然科学的融合研究。”

国院长表示:“把基础研究局限于基础科学是不必要的争论”,“此前呼吁增加基础研究投资的正当性声音很大,但质疑其成果的人也在增多,如今需要有体系的战略与方法论。”意即通过每年逾6.1万个政府研发课题,虽然产出了大量论文和专利,但质量远远不足,这一现实不能再放任下去。

他还表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基础研究与新产业创造之间的间隔正在缩小,因此更需要研发政策的创新。他称:“传统上偏好对基础、应用、开发、生产依次给予支持的研发投资方式,但近来提出了新的替代方案,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内嵌于开发之中。”

他尤其强调,越是经济困难之时,越应强化基础研究,并将其与应用、开发研究的活跃相衔接。实际上,1929年大萧条之后,美国每逢经济不景气就增加基础研究投资,以创造新产业、谋求经济活跃。他举例提到美国对原子能等物理学、催生有机化学的基础化学、带来医学划时代发展的分子生物学、引领现代电子产业的材料科学与电子工程等领域的基础研究投资与人才培养。他还展示了2012年美国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向总统报告的资料,该报告确定了渐进型研究与革命性研究的比例,制定了分领域投资、人力供给、融合研究的目标,并提出为产业成功应打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根基。他强调:“美国即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局面下,也大幅增加基础研究投资,从而找到了突破口”,“很多人认为基础研究是浪费,但在经济危机时反而更应投资,对产业发展的效果更好。应当形成在开发的大框架内,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作用从而产出商品的模式。”

不过,他一贯主张,不能只有“增加基础研究投资”的正当性,而要实际开展具有创意性的领先研究。他还指出,现实是长期研发政策的理念不明确、政策频繁变动,部分研究领域和团体获得过多支持,而大多数研究者却得不到连续性支持。他直言:“在美国、日本等地,成为教授或研究员后即可共享前辈的设备等,具备立即开展研究的条件”,“而我们在初期想法最多的时候错失时机,等到成为中坚研究者才正式开始研究。课题也集中于容易发论文、容易拿到研究经费的方向。”他还表示,为了参与与世界领先团队的共同研究,政府也必须在研究课题的选定与评价上朝创意性方向实现先进化。/高光本 首席记者 kb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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