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想一想,民主党内部日益升温的弹劾讨论,在数千万曾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的选民耳中会是什么感觉。
他们中相当多人在上届大选中支持特朗普,是因为一种不快的感受:自己被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国际化精英,尤其是律师和媒体人所轻视、嘲弄和欺压。在他们的支持下特朗普当选后,发生了什么?精英阶层试图通过一系列操作推翻2016年大选结果,由此加剧了阶层间的隔阂——这恰恰是特朗普支持率上升的因素——舆论焦点也从总统的不法行为转向民主党的过激举动与执念。
民主党的弹劾尝试注定以失败告终。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不可能有三分之二投票赞成弹劾案。最终摆脱弹劾束缚的总统会把参议院的决定当成金牌四处炫耀,趾高气扬。许多人也许会义愤填膺地说,总统的不法行为不是政治议题,而是道德与法律秩序的问题。
读过罗伯特·穆勒特别检察官报告的人说,除了弹劾特朗普以履行宪法赋予的义务,国会别无选择。然而这种看法源自对弹劾的彻底误解。弹劾本质上是政治程序,而非法律程序。被作为标准弹劾理由引用的“高级公职人员的重罪与不当行为”之所以不用于普通刑事审判,原因就在这里。同样的原因,弹劾审判交给的是政治机构国会,而不是法院。
杰拉尔德·福特在担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的1970年,对构成弹劾的违法行为作出了最诚实的定义。他说:“在历史的任何时点,只要众议院多数党认定其为弹劾理由,那么无论是什么,都是正当理由。”美国宪政史上迄今有过三次总统弹劾,但其中唯一完全能被正当化的是理查德·尼克松的案例。安德鲁·约翰逊罢免陆军部长的决定显然是合法举措,本来就不能成为弹劾理由。以失败收场的比尔·克林顿白水地产交易丑闻虽引出特别检察官调查,却岔入毫不相关的旁路,调查方法也有瑕疵。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诺亚·费尔德曼指出,无论翻检美国历史还是揣度建国之父们的意图,都找不到关于弹劾这一主题的确定教训。他主张:“许多建国之父可能会支持就总统篡夺国家权力等严重重大事件进行弹劾。”
按照这样的标准,中止实施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的亚伯拉罕·林肯、把日裔美国人送进集中营的罗斯福、大幅扩大越战的林登·约翰逊,不都犯下了可弹劾的罪行吗?也许如此。但他们中没有一人被弹劾。因为国会和国家作出了政治判断。而这正是民主党在弹劾特朗普问题上必须进行政务思考的恰当理由。
对部分民主党议员而言,弹劾讨论虽略显愤世嫉俗,却是明智的短期算计。如果参加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战并保持高支持率,弹劾讨论是吸引选民注意的好办法。若想借助党内权力基础巩固支持率,越表现出反特朗普的姿态越好。
然而所有这些动作,只有在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缓慢推进弹劾程序、避免出现失控局面时才能奏效。也有人会不负责任地回应“佩洛西会负责任地行事”这一假设。但如果像政坛常常发生的那样,出现雪崩式的失控局面,又会怎样?
民主党面前还有远为更好的路。民主党应推进对特朗普的合法调查:传唤证人、公开证明违法的文件、向国民准确传达特朗普作为总统所犯的过错。但与此同时,民主党必须向大众展示与特朗普完全形成对照的清新形象——务实、以政策为导向、具备充分的公民意识,并且聚焦于国家而非本党狭窄的政治基础。
美国对特朗普搞出的乱局感到疲惫。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想看到众议院民主党搞出的乱局。特朗普处于脆弱状态。尽管经济增长数据强劲,他的支持率却低得令人吃惊。
如同上次选举那样,特朗普将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基础打2020年大选。与之对抗,民主党必须提出自己确切的愿景。这才是未来两年民主党应致力的事。
应及早抛弃那种毫无根据的希望:以为推进弹劾就能让严重分裂的美国民众围绕民主党团结起来,就能接连发生共和党最终抛弃自己总统这样的奇迹。民主党面临的真正挑战不止于特朗普。特朗普主义是过去十年席卷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
对此最好的应对之策是在意识形态上正面反击,并通过选举让其落败。这是民主党赢得真正奖赏(prize)的唯一途径。而那份奖赏不是特朗普的头皮,而是构建多数党的力量与正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