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2017年4月,韩国首家互联网专业银行Kbank开始营业。与“1号互联网银行”这一称号相称,两年间实现了令人鼓舞的规模增长。开业首月26万名的用户数,到今年3月已增至98万名,增长逾3倍。存贷款也远超4万亿韩元,比初期扩大了3倍。三个月后成立的KakaoBank同样如预期般取得成果。正如市场所展望的,它们充分发挥了刺激既有银行的“鲶鱼作用”。去年9月还出台了放宽银产分离规定的特例法,今年内预计将诞生第三家互联网银行,各方期待很高。尽管如此,却没有听到韩国银行竞争力有所改善的说法。互联网银行也仍受制于种种监管,在增资进程上出现波折等困难。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危机期间,李锡根作为结构改革企划团银行评价委员参与了银行退出工作,并参与了互联网银行的设立,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位西江大学讲座教授,听取包括互联网银行在内的韩国银行业现状、课题与解决方案。
——IMF危机时期韩国各银行的状况如何。
△资产健全性和盈利能力都严重恶化。原因有多方面,但官治金融的影响很大。政策性金融过多,IMF危机使整个产业基础陷入危机后,风险资产如雪球般膨胀。由此国际清算银行(BIS)自有资本比率等健全性和盈利能力恶化,退出或合并不可避免。在此之前,政府不仅任命行长,还任命高管,控制利率、调节产业贷款,对银行行使着强大的影响力。作为代价,银行即便进行忽视盈利能力的经营也能获得免责。这正是韩国金融产业未能发展、逐渐被挤出国际金融环境中心的原因。在世界银行排名(以2015年为准)中,中国有3家进入前五,而韩国在50名以内一家都没有,这就是韩国银行业的现状。
——现在没有改善吗。
△经历IMF之后,韩国银行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资本市场成长,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得到改善。与20世纪60年代依赖政策性金融成长的时期相比,企业的处境完全不同了。随之,以企业为中心的银行贷款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加上六大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平均接近70%,股东和市场的监督也得到加强。对改善盈利能力的要求因此增强。反过来,政府的干预也比过去有所减少。特别是以金融科技等新技术为基础的专业银行的出现,使传统银行业也出现变化迹象,这一点是积极的。
——但为何会有“不如乌干达”的评价。
△产品千篇一律,以分行为主的安逸经营依旧,高工资、低效率结构未能摆脱。如今韩国银行的竞争力与经济规模严重不匹配,远远落后。韩国银行的自有资本收益率(ROE)、资产收益率(ROA)等持续下滑是有原因的。其中僵化的劳资关系也起了一定作用。比起通过金融科技这一新增长动力创造岗位和新的收益来源,银行更安于既得利益,未能实现创新发展。长期受政府干预的驯化,对创新性和差异化的欲求下降也是问题。虽说略有改善,但官治金融依然存在。正如去年韩亚金融控股事件所见,存在着试图直接或间接影响控股公司会长、行长等经营层任命的“看不见的手”。
——为刺激传统银行业而批准了互联网专业银行。
△互联网银行是金融产业中可以直接嫁接第四次产业的领域,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确实略显滞后。不过成立后两年取得了相当成果,这是明确的。最重要的是,它在整个银行业引发了利率和手续费下调的竞争,如花旗银行的案例那样,分行缩减也在加速。从就业角度看虽有值得思虑之处,但考虑时代变化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带来的金融成本下降,为改善低效率结构留出了余地。随着互联网银行加入,被既有银行门槛挡住的中低信用者贷款增加,这一点也是积极的。成立时期待的“鲶鱼效应”相当程度上正在成为现实。特别是去年9月在国会通过的银产分离放宽特例法,是对互联网银行和金融产业发展极为重要的决定。
——尽管特例法通过,增资受阻等需要克服的难关仍堆积如山。
△放宽银产分离只是众多问题之一。现在的监管与监督行政在互联网银行成长方面跟不上的部分相当多。内外部需要解决的难题堆积如山。首先,互联网银行主要攻略对象是中风险客户,因此天生背负着成长局限和风险管理的负担。要克服这些困难并持续成长,解决方案是通过挖掘和分析通信、门户网站等客户数据来构建信用评价体系。这不仅可用于既有风险客户管理,也可用于挖掘既有银行等未能筛出的新客户。为使这成为可能,政府应放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监管加以支持。然而,接连出现的贷款中断事态以及Kbank大股东资格审查中断等,暴露出围绕互联网银行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第四家互联网银行能顺利运行吗。
△今后成立的互联网银行看到了Kbank等的试错,有跳过这些、做得更好的余地。正如从日本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治理结构相对简单、创新性强的企业参与,更是如此。若它们的创新服务和产品扩展到资产管理、保险产品等复合产品,其影响可能超越银行业而进一步扩大。但也可能出现因看到Kbank、KakaoBank所面临的困难而对参与互联网银行本身心存顾虑的现象。因为这不是内部因素,而是难以控制的外部因素。更何况,如果那成为政策和监管对成长的绊脚石,将是巨大负担。互联网银行若不能发展,国内市场终究被海外金融科技产业侵蚀只是时间问题。
——克服这些难关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银行业落后,与监管落后于时代无异。说金融产业竞争力是第70位、第80位,换句话说就是金融监管是第70位、第80位。与其他产业一样,金融如今也在迅速融合复合化。监管也应顺应这一潮流变得开放,这很重要。有必要以不同于既有金融圈的视角看待对互联网银行的监管。也就是说,迫切需要新视角下的政策。为此,必须把范式转变为“先产业、后监管”。在以融合和创新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而实施先行监管,或以过去的标准束缚产业的面向过去的监管,以及除法律列举之外一律禁止的正面清单监管,都是时代错误。这样无法振兴新产业。数年前,大力扶植金融科技的英国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再执着于两三年前的事件或账簿,而要直接会见从事融合产业的首席执行官(CEO),听取增长动力在哪里、机会因素在哪里,进行这样的监管。”相比之下,韩国金融当局仍以“对热闹不感兴趣”“保护消费者是本职”为由,只强调金融监督的正当性。两国监管当局对监管的视角就是如此天壤之别。英国把重点放在热度、成长、未来,而韩国被困在过去、监管、副作用等范式之中。
——“先产业、后监管”该如何实现。
△看英国、日本等金融科技产业和互联网银行活跃的国家,都是“先产业、后监管”的国家。先考虑产业活跃化,事后以最低限度适用监管。如果韩国金融监管当局目前这种思维无法改变,那么就有必要研究一种方案:互联网银行或金融产业的活跃化不应由韩国金融监督院作为主管部门,而应由推动产业活跃化的一方负责。让负责监督的人同时去搞振兴,岂不是自相矛盾。方案是:金融活跃化相关事务由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或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主导,金融监督院仅在金融体系稳定和健全性方面进行最小范围的监督。也就是说,换一换政策的“司机(主管部门)”。如果政府真的认为金融产业重要,如此大胆地更换主管部门也可以成为一个替代方案。自己做不到,不就得让别人来替你剃头吗。否则,韩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只能停留在现在的水平。是时候摆脱过时的监管框架了。/ sh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