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2017年4月,韩国首家互联网专业银行Kbank开始营业。与“1号互联网银行”这一称号相称,两年间实现了令人鼓舞的外延增长。开业首月26万名的用户数,截至今年3月增至98万名,增长超过3倍。存贷款也大幅超过4万亿韩元,比初期增长了3倍。三个月后成立的KakaoBank也如预期取得成绩。正如市场预期,充分发挥了刺激既有银行的“鲶鱼作用”。去年9月还出台了放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分离规定的特例法,今年内第三家互联网银行也将诞生,期待很大。尽管如此,却听不到韩国银行竞争力有所改善的说法。互联网银行也因规制依旧而在增资日程上受挫等,面临困难。记者近日采访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危机时期的1998年以结构改革企划团银行评价委员身份参与银行退出工作、并参与互联网银行设立的西江大学讲座教授李锡根,听取了包括互联网银行在内的韩国银行业现状、课题与解决方案。
-IMF危机时期韩国银行的状况如何?
△资产健全性与收益性双双严重恶化。原因很多,但官治金融的影响很大。政策性金融过多,IMF导致整个产业基础陷入危机时,风险资产如雪球般膨胀。由此国际清算银行(BIS)自有资本比率等健全性与收益性恶化,退出或合并不可避免。此前政府不仅任命行长,还任命高管,控制利率、调整产业贷款,对银行行使强大影响力。作为代价,银行即使经营上忽视收益性也能获得免责。这正是韩国金融产业未能发展、逐渐被挤出国际金融环境中心的原因。在世界银行排名(2015年基准)中,中国有3家进入前5,而韩国在50位内没有一家,这就是韩国银行业的现状。
-现在没有改善吗?
△经历IMF后,韩国银行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资本市场成长,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得到改善。与1960年代依赖政策性金融成长的时期相比,企业的状况完全不同了。随之以企业为中心的银行贷款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加之六大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平均接近70%,股东与市场的监督也得到强化。对改善收益性的要求随之增强。反之,政府的影响力相比过去也有所减弱。特别是以金融科技等新技术为基础的专业银行出现,使传统银行业也显现变化迹象,这一点是积极的。
-但为何会出现“不如乌干达”的评价?
△产品千篇一律,以分行为主的安逸经营依旧,未能摆脱高薪酬、低效率结构。目前韩国银行的竞争力与经济规模严重不匹配,落后甚多。韩国银行的自有资本收益率(ROE)、资产收益率(ROA)等持续下降趋势是有原因的。僵化的劳资关系也起了一定作用。与其通过金融科技这一新增长动力创造就业和思考新收益来源,不如安于既得利益,因而未能实现创新性发展。长期受政府干预驯化,对创新性与差别化的渴求下降也是问题。虽说略有改善,官治金融依旧存在。正如去年韩亚金融控股事件所见,存在着试图直接或间接影响控股公司会长或行长等经营层人选的“看不见的手”。
-为刺激传统银行业而批准了互联网专业银行。
△互联网银行是金融产业中第四次产业能够直接嫁接的领域,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确实略晚。不过开业后两年确实取得了相当成绩。最重要的是在整个银行业引发了利率与手续费下调竞争,如花旗银行的案例那样,分行缩减也在加速。从就业角度看有需要思考之处,但考虑时代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带来的金融成本下降,为改善低效率结构创造了空间。随着互联网银行加入,此前被既有银行门槛挡住的中低信用者贷款增加,这一点也是积极的。开业时期待的“鲶鱼效应”相当程度上正在成为现实。特别是去年9月国会通过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分离放宽特例法,是对互联网银行与金融产业发展极为重要的决定。
-尽管特例法通过,仍有增资受挫等诸多难关需要克服。
△放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分离只是众多问题之一。当前的规制与监管行政在互联网银行成长方面跟不上的部分相当多。内外部需要解决的难题堆积如山。首先,互联网银行主要攻略对象是中风险客户,因此天生带有成长局限与风险管理负担。克服这些困难并持续成长的解决办法,是通过通信或门户等客户数据的挖掘与分析构建信用评价体系。这不仅可用于既有风险客户管理,还可用于挖掘既有银行等未能筛出的新客户。政府应放开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规制来提供帮助。然而通过接连的贷款中断事件以及Kbank大股东资格审查中断等,暴露出围绕互联网银行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第四家互联网银行能顺利运行吗?
△今后成立的互联网银行看到了Kbank等的试错,因此有跳过这些并做得更好的空间。正如日本的例子所示,若治理结构相对简单、创新性强的企业参与则更是如此。若它们的创新服务与产品扩展到资产管理、保险产品等复合产品,其影响可能超越银行业进一步扩大。但看到Kbank、KakaoBank所处的困难,也可能出现对参与互联网银行本身心生犹豫的现象。因为这不是内部因素,而是难以控制的外部因素。更何况若这成为政策与规制层面的成长障碍,负担不可谓不大。互联网银行若不能发展,国内市场被海外金融科技产业侵蚀终究只是时间问题。
-突破这些难关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银行业落后,与规制落后于时代无异。说金融产业竞争力是第70位、第80位,换言之就是金融规制是第70位、第80位。与其他产业一样,金融也正在迅速融合复合化。规制也应顺应这一潮流变得开放,这很重要。有必要以不同于既有金融圈的眼光看待对互联网银行的规制。也就是说,急需新视角的政策。为此必须把范式转向“先产业、后规制”。在融合与创新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进行预判未来副作用的先行规制,或以过去标准束缚产业的面向过去的规制,以及除法律列举之外一律禁止的正面清单规制,都是时代错误。这样无法振兴新产业。几年前,大力培育金融科技的英国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再执着于两三年前的事件或账簿,而是要直接会见从事融合产业的首席执行官(CEO),听取成长动力在哪里、机会因素在哪里,以此开展监管。”相比之下,韩国金融当局仍在强调“对票房不感兴趣”“保护消费者是本职”,只强调金融监管的正当性。两国监管当局对规制的视角就是这样截然相反。英国把重点放在票房、成长、未来,而我们被过去、规制、副作用等范式所困。
-“先产业、后规制”该如何做?
△看英国、日本等金融科技产业与互联网银行活跃的国家,都是“先产业、后规制”的国家。先考虑产业活跃化,事后以最小限度适用规制。如果韩国金融监管当局目前的思维无法改变,那么有必要研究这样的方案:互联网银行或金融产业活跃化不由韩国金融监督院作为主管部门,而交由推动产业活跃化的一方负责。让监管者同时负责振兴,岂非自相矛盾?即由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或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主导金融活跃化,金融监管院仅就金融体系稳定与健全性在最小范围内进行监管。也就是说,更换政策的“驾驶者(主管部门)”。如果政府真的认为金融产业重要,如此大胆更换主管部门也可以成为一个替代方案。自己做不到,就得由别人来剃头,不是吗?否则韩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只能停留在当前水平。到了必须摆脱过时规制框架的时候了。sh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