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24 | 송영규 기자

[被遗忘的义人]早年洞察国际局势…从奴婢之子成为滨海边疆区独立运动"教父"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100年前,不仅在韩国,世界各地都响起了“大韩独立万岁”的呼声。人们常说,这是因为“失国之痛”而高呼独立万岁。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也爆发了万岁运动。滨海边疆区的韩人社会在1919年三一运动之前就已组织大韩国民议会,并向巴黎和会派遣代表,积极展开独立运动。而在这些独立运动的中心,始终都有崔在亨。因此,1920年日本在滨海边疆区屠杀韩人、即所谓“四月惨变”之际,崔在亨成为日军的主要目标而遇难。

然而,细看始终献身于独立运动的崔在亨的一生,可以发现他并非仅仅因为失国之痛才参与独立运动。崔在亨很早就对国际局势有所认识,并以此为基础成为在滨海边疆区取得成功的代表性韩人。他的成功成为资助包括安重根在内众多独立运动家的基础,其中也包括在中国东北地区间岛为恢复大韩帝国国权而活动的李范允。

当时李范允曾在滨海边疆区受到崔在亨的帮助而寄居,并给居住在滨海边疆区的韩人写信,呼吁资助国权恢复运动:“江东诸位同胞要留意恢复祖国。先陵也是大韩江山,人种也是大韩人,即便在他国饱食,怎能不知祖国。”

只是,大半生在异国度过的人们会如何接受李范允的呼吁,仍是疑问。更何况,当时居住在滨海边疆区的韩人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生存而如逃亡般离开朝鲜,定居于滨海边疆区。对他们来说,关于朝鲜的记忆难以回忆为愉快,崔在亨也是如此。

崔在亨出生于旧韩末咸镜道庆源郡,是奴婢之子。假如他留在朝鲜,仅因为是奴婢之子便只能为奴婢。但在十岁前后,他一家如其他人一样带着家人逃走,迁居到滨海边疆区。这更接近于为躲避饥饿、为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这样的经历会在当时年幼的崔在亨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象不得而知,但明确的是,那绝不会是李范允所说的那种祖国。

尽管如此,崔在亨在滨海边疆区从安重根到洪范图,支援了众多独立运动家,实质性地参与了抗日斗争。也有人把崔在亨参与独立运动解释为响应李范允的褒赏承诺。其依据是“后巴保”等人认为咸镜道出身者热衷官职的评价,推测同为咸镜道出身的崔在亨也彼此相同。也许如此。人心何以尽知。

只是,大韩帝国因日本侵夺国权,连承诺褒赏的皇帝自身地位都难以保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对韩国的统治日渐牢固。熟悉国际局势的崔在亨不知道大韩帝国与日本的这种处境,这本身就很奇怪;在亲眼目睹日俄战争局势的情况下,仅凭连地位都难以维持的皇帝所作的保证,便依靠那一点官职之欲而在合并之后仍献身参与独立运动,这难以理解。反倒是利用这种国际局势的变动去谋取利益更为有利。

我认为,崔在亨的独立运动更侧重于韩末多次访问国内的英国地理学家伊莎贝拉·毕晓普在《朝鲜与其邻邦》中所主张的政治的重要性。毕晓普主张,韩末错误的政治夺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原本毕晓普认为我们民族本就是低劣的民族,是连生活希望都没有的存在。毕晓普坦率地承认,在走访滨海边疆区之后,她不得不改变这种想法。

毕晓普评价说,当时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惨状并非源于民族性,而是因为在政治上缺乏“正直的行政(an honest administration)与保护(protection)”而产生的问题。相反,在滨海边疆区,由韩人村长等人能够实现正直的行政与保护,因此居住在滨海边疆区的韩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提供政治保障的主体不是俄罗斯政府,而是像崔在亨这样的韩人领袖。

回顾崔在亨的一生,他幼年迁居俄罗斯,大部分时间在滨海边疆区度过。当时崔在亨主要向驻扎在滨海边疆区的俄罗斯军队供应肉类等物资,积累了经济财富。在此过程中,崔在亨与俄罗斯人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得以升至代表地区的“都宪”之职。崔在亨本可借此积累更多财富与权力,但他选择了与同胞同行的道路。例如,崔在亨精通俄语,作为翻译参与各类事业。在此过程中,他努力维护韩人劳动者的权利,这也转化为人们对他的信任。

崔在亨的这些活动中最为突出的是在俄韩人教育。他在各地设立学校,甚至自费送韩人学生赴俄罗斯主要城市留学。其中有韩明世、金·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崔·列夫·彼得罗维奇、金·罗曼·伊万诺维奇、金·雅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等人。崔在亨之所以在在俄韩人教育上身先士卒,是因为他认为学习是守护权利的基础。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侵略韩国,连崔在亨一家居住的延秋地区也变得危险。因此崔在亨离开一直居住的延秋,把家人迁往克拉斯基诺。日俄战争的余波并未止于迁居。在日俄战争过程中,包括崔在亨在内的许多韩人被俄军指为日本间谍而受到威胁,或被逐出俄罗斯。崔在亨同样受到威胁,甚至面临被驱逐。崔在亨清楚地认识到,为保护包括自己在内的同胞的权利、为实现正当的政治,需要什么、应当做什么。滨海边疆区的韩人绝不可能与日本靠近,而能守护我们民族权利的,唯有韩国的独立。

虽然他在1920年日本侵略西伯利亚时被日军逮捕、结束了生命,因而未能亲眼见到祖国独立。但可以说,他不为个人利益、而为同胞未来设计独立的梦想,通过教育传承给了他人,并最终在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败亡时得以实现。

/申孝升 东北亚历史财团研究委员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