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价格暴涨,而交易量骤减,需要获取超额排放权的制造企业拉响了“警报”。要开工就必须即便高价也得买入排放权,但在大多数企业排放权绝对不足的情况下,市场上的流通量本身早已消失。买不到也卖不出的排放权正在加重企业的成本负担,侵蚀产业竞争力。
据产业界26日消息,当天碳排放权市场价格为每吨2.65万韩元,创下历史最高。市场开市的2015年平均价格为每吨1.1007万韩元,2016年升至1.7179万韩元,2017年为2.0879万韩元,去年为2.2127万韩元。每年相比前一年上涨106%~156%。今年以来每吨也上涨了4000韩元以上。
问题在于交易量随之下滑。价格上涨但无卖盘的局面持续,排放权市场交易陷入停滞。从上月25日至当天的21个交易日中,交易量为“0”的天数多达15个交易日。一家制造业大企业相关人士表示:“政府政策基调是持续削减碳排放量,企业的碳减排负担今后还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排放权有剩余也难以投放市场。”
未能获取碳排放权的企业火烧眉毛。即便想高价买入排放权,但流通量不足,想买也买不到,面临缴纳罚款的危机。产业界相关人士表示:“政府要求投资环保设备自行减碳,但这需要巨额费用,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最终排放权交易制度会加重企业成本负担,导致产品价格上涨。”
专家指出,碳排放权交易制从一开始就扣错了纽扣,现在也应予以纠正。延世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气候变化与经济项目共同代表白光烈强调:“由于李明博政府的无知与无能,我们为气候金融体制付出了超出必要的巨大经济代价。”
[碳排放权交易断崖]李明博政府绿色增长蜃景下早已预告的灾难
# 石油化学行业大企业A公司将合成树脂系列产品约60%用于出口。这是与欧洲、美国、中国等世界多国产品激烈竞争的商品。但随着碳排放权市场价格持续上涨,相关费用逐渐增加,成本负担也在加重。A公司相关人士表示:“对具备产品竞争力、可以提价的产品会反映相关费用,但对无法提价的领域则通过削减人力成本等‘自我蚕食’来撑着”,“已经提价的产品也不知道能在全球市场存活到何时。”
政府自2015年起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即选定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企业并给予排放许可量,若出现超额排放量,则须在交易市场购入相应排放权使用。这是2007年李明博政府提出“绿色增长”基调、制定绿色增长基本法并推进低碳政策的结果。
然而,以绿色增长为名义起步的排放权交易市场在4年后遭遇交易断崖。专家评价称这是早已预告的结果。李明博政府的绿色增长是由海外咨询公司的贫乏创意打造的,被包装为最大成果的绿色气候基金落户松岛,也被评价为主要国家纷纷退出后由韩国接手。政府层面曾大力强调的2008年京都议定书早已成为一张废纸,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之后,以国家为单位运营排放权交易制的国家只有韩国和新西兰。政府过度的政策野心最终转化为企业的负担。
碳排放权市场价格从2015年1月12日开市首日的每吨8640韩元,到26日已上涨三倍以上,达到2.65万韩元。年度平均交易价格也从2015年的1.1007万韩元、2016年的1.7179万韩元、2017年的2.0879万韩元上升至去年的2.2127万韩元。交易价格暴涨的原因是供给相对需求不足。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按国家层面排放权交易计划须为今后减排量做准备的企业,仍不将持有的排放权投放市场。参与排放权交易制度的企业大多是钢铁、发电、石油化学等因行业特性碳排放量大的企业。超额排放权可在以三年为单位的政府计划期内结转。
一家钢铁公司相关人士反问:“要盈利就得开工,而政府指示的减排量今后显然还会增加”,“哪家企业会贸然卖出排放权?”实际上,最近21个交易日中交易量为“0”的有15个交易日,即便有交易的日子也大多是场外交易的“协议买卖”。这是两家企业相互指定、在场外依次交换数量的形式,并非有意义的交易量。
在此情形下,未能获取排放权的企业只能干着急。首先,即便愿意以上涨后的价格买入排放权也买不到。若无法获取排放权就须缴纳罚款。罚款最高为排放权平均市场价的3倍。例如,超额排放50万吨的企业若无法获取排放权,将被征收约133亿韩元(50万×26日市场价2.65万韩元,不含加权平均)。罚款在三年为单位的计划期内征收一次,但企业每年5月底必须获取超额排放权并提交政府。若不足可在次年购入补足,但数量无法保证。
长期来看,应投资环保设备由企业自行削减碳排放量,但成效难以立竿见影,而且这本身也构成成本上升因素。最终排放权交易制加重了制造企业的成本负担,成为产品价格上涨的因素。
一位产业界相关人士表示:“耗能大的发电、钢铁、石油化学、水泥等公司是排放权交易制的主要参与企业,而它们是与前方产业相连的基础制造企业”,“排放权费用负担可能连锁引发产品价格上涨和国际价格竞争力下降。”也就是说,发电企业的成本负担会导致电费上涨,钢铁企业的负担会传导至汽车和家电等产品提价。
企业要求政府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一位企业相关人士倾诉称:“对减少温室气体的宗旨表示认同,但从初期就提出过强的减排量,负担很大”,“排放权交易市场也有必要反映企业立场加以调整。”
51%企业称“碳排放许可量不公平”
参与排放权交易制的企业还向政府提出了排放许可量的公平性问题。据韩国环境部近期发布的第一次计划期排放权交易制运营报告,267家应答企业中77%表示对该制度不满意,其原因中被提及最多的是政策不确定性(60%)和分配缺乏公平性(51%)。
公平性方面产生争议的代表性例子是能源领域的分配量问题。政府在从第一次计划期(2015~2017年)过渡到第二次计划期(2018~2020年)时,决定对同一部门内的行业适用相同减排率,但结果却不同。
产业部门内的“产业园区(集体能源)”行业在第二次计划期被指示17.1%的碳减排率,而同一部门的“产业部门一般”行业只需减排6.1%。产业园区行业是向国家产业园区内供应能源的企业。产业部门一般则以某一企业为向自有厂区供应能源而配备设备的形式为主。
产业园区行业反弹称“不公平”。该行业内一家企业相关人士表示:“从行业特性看毫无差别,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分配”,“已向韩国环境部提出异议申请,但没有进展,已递交行政审判申请书。”
在转换部门,“发电能源”行业须减排25.9%,而地区供暖公社等“集体能源(地区供暖事业者)”行业的减排率为6.1%。产业界相关人士表示:“对公平性的不满也在损害排放权交易制的稳定性”,“有必要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