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26 | 이현호 기자

[Law&议题]检方若查不出罪名将被烙上“第四大积弊”……青瓦台在为新设高级公职者犯罪调查处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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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认定无嫌疑后过了5年,又要重新展开调查,现实令人心情复杂。当时如果进行了透明的调查,检方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当成积弊。”这是一位检方高层人士26日发出的感叹。不仅要调查前韩国法务部次官金学义,还要调查在朴槿惠政府青瓦台工作过的检察官出身的在野党政治人物,其压力在这番话中显露无遗。

身陷“别墅性招待”疑云之际,金前次官仍强行“偷偷出境”前往泰国,最终被紧急限制出境,检方因他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正在重新调查金前次官案件的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真相调查团建议对调查过程中的受贿嫌疑和外部施压疑云立案调查,韩国法务部下属的检察过往事件委员会接受了这一建议。仅就此案而言,继2013年和2014年之后,检方面临“第三次”调查的处境。尤其是在国民不信任之外,检方还可能继朴槿惠、李明博、梁承泰(司法部门)之后被推上“第四大积弊”的位置,因此对今后的调查形式和嫌疑举证,检方忧虑颇深。

一旦重启调查,争议焦点大致有两个。首先是金前次官的“受贿”嫌疑。按照《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受贿罪的追诉时效在受贿金额3000万韩元以上时为10年,1亿韩元以上时为15年。真相调查团向过往事件委员会报告称,已取得证言,金前次官在2005年至2012年前后从建筑商尹某(尹仲天)处收受了数千万韩元的财物和款待。因此检方必须证明是2004年之后收受了1亿韩元,或2009年之后收受了3000万韩元。但预计嫌疑举证并不容易。一位前次长检事指出:“如果尹某分多次向金前次官提供钱财,只有证明这些属于同一件事的对价,才能适用包括一罪(多个行为构成一个罪),但对价性的举证不会容易。”在检方2013年的第一次调查中,也曾以金前次官所受性招待的对价性无法证明为由,排除了受贿嫌疑。

被列入重启调查对象的当时青瓦台民情首席室“干预调查”疑云,检方也必须查清,但情况同样不轻松。前青瓦台民情首席郭尚道(现为自由韩国党议员)和前民情秘书官李重熙涉嫌介入警方内查并更换警方指挥系统(滥用职权妨害权利行使),在法理上存在很大争议空间。因为要驳倒“这属于负责对高级公职人员进行监察的民情首席室的正常业务”这一主张并不容易。此外,共同民主党议员、前公职纪纲秘书官赵应天被排除在调查对象之外,公正性争议也需要突破。法律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青瓦台方面向警方了解内查情况,很难认定为滥用职权”,“警方指挥系统当时因何原因被更换也不透明,存在争议空间”。

对高喊恢复信任的检方而言,调查形式的选择是最大难题。韩国法务部和大检察厅正在就特任检事、常设特检、特别调查团等多种调查方式进行研究。由于金前次官并非现职检事,严格适用的话并不属于特任检事的调查对象。可以利用能在韩国法务部长官指示下于规定期限内展开高强度调查的常设特检(《关于特别检察官任命等的法律》)制度。但在当时担任韩国法务部长官的自由韩国党代表黄教安被指涉嫌施压的情况下,在野党配合组建推荐委员会的可能性很小。也有人主张应组建由检事长级检事任组长的特别调查组,但这同样难免被指“护着自家人”。从局势看,检方可谓陷入两难。检方内部也有声音称:“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只要调查组由检方内部人力组成,还能恢复国民信任吗?”虽然可以在政界达成共识后交由特检,但耗时相当长,且朝野达成一致并不容易。

青瓦台的压力对检方而言是最痛的一针。文在寅总统25日在青瓦台首席秘书辅佐官会议上提到设立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的紧迫性,执政党随后也将其定为“时代课题”,准备进一步加快立法步伐。共同民主党院内代表洪永杓强调公调处的必要性,称“这一事件再次提醒我们为何需要公调处”。命运可能随此次重启调查结果而改变的检方,面对检警调查权调整问题乃至公调处新设,在调查开始前心情就已十分复杂。检察总长文武一当天上班途中表情严肃地表示:“我会拿到(过往事件委员会的)资料后(充分研究)再作决定。会朝着化解国民疑虑的方向认真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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