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通过试错与成功的记忆‘积累’了很多,具备底蕴。为了在制造业、公共部门、金融、教育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体质、重塑为创新国家的‘范式转换’,必须凝聚全民共识。”
李正东(52岁,见图)青瓦台经济科学特别辅佐官在18日和19日分别于首尔钟路的一家餐厅和首尔大学研究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把创新置于国家政策优先顺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活力日益下降,难道不应把创新课题一贯地排列好、按方向推进,让社会更热闹一些吗?”他认为,无论是怀着梦想与愿景经营企业、处理业务,还是从事学术、艺术,都应以创新思维、带着各自的模式去挑战,建设这样的创新国家。以以色列为例,军队中也办技术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等高校成为产学合作模式,他一贯主张韩国也应在各自领域转型为亲创新型。
他通过《积累的时间》《积累的道路》等“积累”系列著作,追问“为何”要创新,并提出积累挑战性试错的战略与钥匙。他是首尔大学少见的本土博士(首尔工科大学学士、硕士、博士),曾任韩国生产率学会会长和企业经营学会会长,自去年起担任韩国工程院正式会员,并出任权威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与公共政策》(牛津期刊)编辑。此外,他于今年1月底就任新设的经济科学特别辅佐官,就韩国应走的方向向文在寅总统提供咨询。他介绍说:“我将不断强调为国家经济根本性体质变化与范式转换所需的领导力。”
他在采访中表示:“过去快速对标发达国家、向政府出资研究机构、高校和企业投入研发(R&D)预算而实现增长的追赶型模式,随着中国崛起已走到极限。”他强调要以既有“积累”的经验为基础,同时转变思路。当然,他也着重指出,创新过程中难免出现大量失败,因此必须构建社会安全网。
他强调:“新产业也不是挑选几项集中培育,而是要改变思路。”“自动驾驶、电池、生物、人工智能(AI)等各自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营造能让任何新产业通过试错成长起来的社会氛围与基础。”对于培育新产业会减少就业的担忧,他解释说:“培育新产业并非与就业相互对立(彼此抗持)的问题,而是通过提高竞争力使既有产业也实现创新、同时开辟新产业,让国家实现跃升的道路。”他说:“做生物产业,建厂房、制造实验设备不就是既有制造业吗?两个领域必须一起走。”
对于文在寅政府若在创新增长上失败,可能沦为转包国家的担忧,他呼吁:“我100%同意,要不成为转包国家,就必须正式培育新产业,并强化支撑其发展的制造业能力。”他还打了个比方:只有把秧板(制造业)养得健康,插秧之后(新产业)才能扎实成长。
关于美中贸易战,他指出:“这是美国为维持技术霸权而牵制中国的战略举措,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做好了抓住这一机会的准备。”“不幸的是,很难说我们拥有核心技术实力。支配大数据等新产业基础设施的通用技术基础薄弱,制造业也在弱化。”他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施压已到在尖端领域阻止中国教授参加美国会议的程度,但在AI、大数据、5G基础设施等创新性基础技术方面,韩国要走的路还很远。
他呼吁:“无论新能源还是大数据,中国做得更好的地方很多。必须改变我们的产业模式才能生存。”“监管创新、风险企业与制造业培育、金融创新、终身教育等代表性创新课题,应在创新国家这一宏大愿景下,以范式转换的决心全面并同时推进。”他还表达期待:如果在国家领导力层面不断提出必须转向创新方向的问题并形成共识,就会营造出政策当局者等制定创新政策、拟定实施方案的氛围。当被反驳“监管本就是公务员的属性,能轻易改变吗”时,他回答:“正因如此,才更要坚持不懈地讲创新愿景、凝聚共识。”对于国防部缩减理工科博士课程兵役特例、导致理工科研究生院动摇的问题,他也表示:“现代战争是尖端技术战争,若参照创新国家的方向来判断,答案不就出来了吗?”
他强调要有信心:“智能工厂等制造业创新、风险企业创新、监管改革与创新、公共部门创新、金融创新、走向终身学习的教育创新看似各自独立,实则串在一条线上。”“我们社会活力下降很多,但既有的试错和积累的经验很多,如果把想法规模化、转型为创新国家,就能产生协同效应。”
当被指出高校和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在技术转让或创业方面表现低迷时,他附和说:“不是没有好的新专利或想法,而是缺乏尝试从未做过之事的市场基础。维持已被证明模式的惯性法则在起作用。”
他还说,社会制度跟不上技术发展的“监管滞后”严重,金融市场回避风险承担的文化根深蒂固,这也是包括创业在内新产业活跃的障碍。事前预防风险固然重要,但要让创新尝试得以进行,必须准确把握有答案的现场,形成一定程度“共担风险”的文化,社会才会有活力。
对于今年20.5万亿韩元预算作为研发(R&D)费支援出资研究机构、高校和企业但效率低下的指摘,他表示同意:“强化基础科学也很重要,同时还要建立研究者能在自律性监管下开展研究的框架。”他还说,研究即使资助金额少,持续稳定进行才最重要,但高校(韩国研究基金会)多为三年期课题、出资研究机构多为一年期课题,长期持续性不足。他还反省说,科学技术界完全未能就细颗粒物等与国民生活质量直接相关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也是问题。
他还强调,要顺应老龄化时代急剧变化的社会,充实终身学习体系。他强调教育当局需要逆向思维:“教育体系也要尽快从‘教育’全面转向‘学习’。社会要创新,就必须切实构建终身教育系统。STEAM(科学、技术、工程、人文艺术学、数学的融合)教育也不应在体制内教育中,而应在终身学习的框架下思考。”
他还要求对“企业家精神=挑战精神”这一既有解释转变思路。“这话听起来出人意料,但越是伟大的企业家越回避风险。企业家精神的本体,是彻底准备、不背着柴火跳进火里,并提高成功的可能性。无条件地要求年轻人具备挑战精神,可能发出错误信号。通过产业创新的安全阀,即终身学习、社会安全网、资本市场创新等,激活30至50岁的‘有经验者创业’,让年轻人加入其中学习后再创业,才是走向良性循环的道路。”
另外,他在人类登月50周年的今年比喻说:“把我们经济比作火箭,就是一级发动机分离或二级发动机点火都未能成功的局面。”“在惧怕试错的氛围下,美国自不必说,连中国和日本早就做过的探月我们何时能做,小行星或火星又何时能进军呢?”/对谈:高光本 资深记者 kbgo






